我看了這篇文章，覺得道理說得很清楚。特別是對史學家的兩個任務，我以前還真沒有朝這方面想過。就其內容而言，這是篇好文章。
亚瑟王：历史学和历史文学
听说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其实篡改也容易。“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是假的”毛泽东早有断言。但就是毛泽东也对二十四史爱不释手，可见多数史书还是反映了历史真实。
编写史书依靠的是历史记载，某某皇帝的历史记载就称做“某宗实录”或“某祖实录”，就像企业管理上的“现场记录”、“原始凭证”一样珍贵。每朝每代都有专管记录的“史官”，死板的老倔头，连皇帝老儿昨晚和哪个女人睡觉都忠实记载下来。难怪千古帝王如康乾者也常常犯嘀咕：“史笔如铁，将来史书上来一笔，……”而悚悚然，可见封建社会“实录”的作用不可小视。由此，全盘否定史书太过苛刻。毛泽东那一说不过是表现了他的批判精神。
但是，毕竟有多种原因使得“实录”不完整，不准确。除了“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以外，战乱、火灾、盗窃等等原因都可能丢失“原始凭证”，给后人了解历史带来不少困难，这就产生了史学和史学家。
史学家的任务有两个：
一是对不完整、不准确的历史记录进行考证。根据相关材料进行研究、推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据说，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和研究，很多历史迷团搞清楚了。没搞清楚的就留做“历史疑点”。虽然有遗憾，但并不妨碍人们了解历史全貌，留给史学家继续考证吧。
而第二个任务则是对历史做出解释，这可就人云亦云相差甚远了。不同观点的史学家往往对历史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知其然也；而在解释其“所以然”时见仁见智。如李自成从起义到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乱臣贼子命当如此”；有人认为是“缺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有人认为是封建社会环境限制“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还有观点认为是骄傲自满“错误的军事路线”所致。
历史学家为此争得脸红脖子粗，文学家倒在一旁偷着乐。历史文学不同于历史学，历史文学就是编故事，历史只不过给个题目，假古人之口言今天之事。故事内容跟史实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也没见到历史学家因此而拍案大怒。因为这是文学不是史学，史学家不会当真。
历史学家不会狭隘到以史实为根据，限制文学家的编造能力；当然文学家也不会幼稚到用老百姓喜欢的故事情节为理由，要求史学家修改史书。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为镜”，重点还是在今天，古为今用。
比如战国时期的吴、越之争出了个美女西施，据说事成之后投水而死。死则死也，史学家不愿为此多费笔墨。文学家就不甘寂寞，据此编出种种故事结局：有说西施和情人范蠡隐居于太湖的（传统观点），有说西施真的爱上了吴王夫差而甘愿随之流放的（现代观点），还有一个剧本说西施既没有爱上吴王也没有和旧情人隐居，而是怀了吴王夫差的骨血，挺着大肚子回到越国，倒给传统的越国广大人民出了个难题，看你怎么办（当代都市新新人类观点）。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极尽想象力的另类情节都可能出现。历史学家对此不过一笑了之。
文学家可以纵横想象，想象力本来就是文学的生命，想象力越丰富作品越吸引人，尽情编造也无妨。历史学家就不行，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严格考证，不能随意想象。下命令不行，天王老子来说也不行。可偏偏就有些历史学家按照领导的意图，以历史学之名，行历史文学之实。
吴晗据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了，一部“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前两稿也罢了，权当是反复查证精益求精。而后两稿竞是因为某伟人讲了“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考察历史的方法论”，而诚惶诚恐修改之。当然他首先得修改自己的思想方法，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检讨自己“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等等，整个一个“重塑金身”。如此一来又耗了十年功夫，作品可能在“史料丰富、论证细致严密、文字简练生动”上大有进步，但究竟是历史学还是历史故事，我倒不明白了。吴老先生因此声名鹊起，戴上了“无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桂冠。本以为可以颐养天年，不料却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结局凄惨。起因虽不是“朱元璋传”，而是另一本“海瑞罢官”，但同样也是用阶级分析方法写成的历史故事。真可谓成也历史故事，败也历史故事。我曾很为吴老的文革遭遇唏嘘不止，现在看来也是命该如此。历史学家干政治家的事，以春秋笔法论古今，你不倒霉谁倒霉？
再有可敬的郭沫若先生。抗战时期，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大做文学家的事，什么“虎符”、“屈原”、“卧薪尝胆”纷纷出笼。为了配合全民抗战之需要赢得些许文名，也算聊尽“守土抗战、匹夫有责”且不去论它。后来的一部“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多年前曾在北京吉祥剧院欣赏“人艺”演出此剧，演员在台上表演得酣畅淋漓和真的一样，我在台下欣赏得如痴如醉也和真的一样。忽然发现郭沫若当时没在舞台上扮个角儿呀？低头琢磨了半天也没闹明白“蔡文姬”为什么红遍全国？
2011年读到英若诚先生的自传《水流云在》，其中披露，1978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的作者）到中国访问期间曾专门观看了由郭沫若编剧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蔡文姬》，并在演出后的座谈中发言道：“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整个故事，剧本的剧情在第一幕中已经完全展开，没有留出发展的余地，下面没有了故事，这是剧作家在创作时应该忌讳的。”
接着，英若诚写到：当时出现了‘尴尬的冷场’。谢天谢地郭沫若当时不在场，他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郭沫若一贯的做派，为赶时髦终不成“历史学家”之正果，他的多数作品不是历史研究而只是历史故事。惶惶巨作“甲申三百年祭”，本来是讽刺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却歪打正着成了共产党谦虚谨慎的整风教材，恐怕连郭老自己也始料不及。倒是他的寂寞之作“十批判书”，因为不是遵命所做，还算可圈可点。
其实令人钦佩的是二月河。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皇帝系列”震动华夏，一举结束了近百年的“贬清”历史，并由此引发高亢激昂的“大清颂”，以至于一时间“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闹荧屏”，几乎让人误以为“大清国”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和楷模。由此还涌现出一批只不过编了几个清朝故事的“清史专家”。而始作俑者的二月河本人却从不以“清史专家”自居，公开头衔只是作家，偶尔知道还是“红学家”，仍属于文学队伍，不肯晋升入历史学家的庙堂。在一片热闹中他居然一言不发，冷眼旁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等修炼有时代不同、政治开明之大背景不同，然作家本人的高深道行实令我辈肃然起敬。
写于 2013-04-13
儘管如此，歷史的政治味道還是相當重的。看了下面這篇網文，就很容易瞭解我這句話的意思了。
中国人修史为什么与美国人修史这么不同
美国人把史书的一切都摆在阳光下，没人觉得有理由拿历史来做什么文章。
中国自古就立下官方修史的规矩，民间是不能随便写史的，写了也很容易面对被禁的命运，更不用说拿一个草民写的史书来当教材。
美国历史不过区区四百年，可是在图书馆里，美国史书林林总总，数量十倍于中国史书。就算在中国最权威的图书馆，能称为正史的中国史书也就那么多，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便有秉笔直书的典范，但经过官方层层审查保留下来的作品也不多了。史官的脑袋尚且可能保不全，史官的作品能否保持原样呢？连唐太宗、乾隆爷这样光照史册的大帝都不免做些删改，保持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美国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民间编写，政府没有专门机构编写教材，也没有这笔开支。史家各写各的，没有限制，也不需要统一观点。有多少人想构建自己的体系，就可能写出多少本美国史来，一起进入出版市场去经受优胜劣汰的考验。
美国人好像不怕历史被歪曲，他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只要出版市场保持自由，学界和读者便自有公论，优秀著作一定会脱颖而出，胡说八道的一定会招来抨击而被淘汰。
谁都知道，中国史以朝代更替为主线，具有一种循环往复、螺旋升降的特点，李唐、赵宋、朱明……发生的事情就算具体内容不同，也基本是同一模式在不同情景中的再现，问题也大同小异。
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的发展更像一条直线，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同一问题基本上不会重复出现，也就无须重复解决。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历史的这条直线。
17世纪殖民初期的主题是定居，移民以自己的方式将欧洲文明移植到美洲，好在荒原立足扎根。对内主要是组建政府、完善社会、发展经济，对外则是对付大自然和印第安人，这花了他们大约150年的时间。
其尾声就是对英独立，结束殖民地身份，创建合众国。由于前期准备充分，最后阶段不过用了二三十年，而18世纪也就到此结束了。
19世纪一开始是西进运动，领土膨胀，由此激化了自由制度与奴隶制的对决。妥协屡屡失败，内战爆发，苦战4年后终于彻底铲除奴隶制，19世纪的一大半也就这样耗掉了。
在最后40年里，制度障碍既除，全国投入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和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17到19这三个世纪，是美国从无到有、迅速崛起的历程，到此为止似乎可以安享太平了。
然而天下从未有过一劳永逸的好事，大量财富产生后，财阀经济、贫富不均、劳资矛盾等问题接踵而至，其间还夹杂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大潮。世纪交接之际的美国，又是农民运动，又是工人罢工，社会震荡，此起彼伏。最后通过上下呼应的各种改革运动，一方面强化政府对垄断企业的监管，另一方面扩大公民参政权，广泛开展民间扶贫，终于缓和各种矛盾，社会完成转型，重获平衡，这就是20世纪初进步运动的宗旨。
随后美国经历大萧条，强化联邦政府功能，创建社会保障体系。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是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迎来号称“美国世纪”的20世纪，同时面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国际责任。
在美国400年历史中，没有出现太多的重复，面对的都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某个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很少会以类似的方式卷土重来。内战不大可能再次爆发，现在恐怕没有一个州会愿意退出联邦。
虽然经济危机还是时常会发生，但是像大萧条这样的灾难不大可能再次来袭了，因为经济学家翻来覆去一直在检讨其发生的原因，再不吸取点教训就谈不上智慧了。即便是最棘手的种族问题，解决办法也是步步为营——消灭奴隶制、取缔种族隔离、实行扶持政策——全局上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并无反复。
一个民族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复错误，就避免了一错再错付出的高昂代价。究其原因，一是直面问题，不掩饰不回避，追究原因才能吸取教训，这和每次空难后必须找出原因是一样的。二是法治的功劳，美国人以法律为最高权威，每次问题的解决都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再出现类似问题就有法可依，也就不算问题了。
从1607年创建詹姆斯敦到如今2019年，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有412年的历史。即便从1776年立国算起，也有243年之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然不算悠久，但是和中国周朝后的任何一个朝代相比，时间也不算短了。
即使汉、唐、宋、明、清这样历时长久的朝代，过了240年也基本进入衰败期，西汉、东汉是断裂过的，北宋、南宋虽然一脉相承，毕竟只剩半壁江山。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并不像马上要倾覆的样子，原因何在呢？
其实解释起来并不复杂，中国历史始终和某个家族捆绑在一起，于是王朝的命运与皇帝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密不可分，而皇帝这个职位要求极高——权力过于集中，职责过于繁重，还不死不得解脱，实非一般才智之人所能胜任。
开国皇帝是亲手打下的江山，无论人品好坏，掌控大权的能力是没有疑问的，可惜才能无法遗传，其子孙的治国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看看中国几个相对长久的大一统王朝，都是开国之初皇家有幸连着出现几个能干又长寿的继承人，王朝便得以稳定兴旺。
只要两三代守成无大错，百姓安居乐业，盛世便随之而来，如贞观、文景、康乾。而无此幸运的王朝，只需一两代昏君便足以亡国，大国如秦、晋、隋，小国有南北朝或五代十国间无数的短命王朝。
美国是民间修史，史学家观点不同，但无不在挖掘美国历史上需要反省的问题，如早年强迫印第安人迁徙、黑奴制度、侵略墨西哥战争、内战后南方长期的种族隔离、加州的排华法案、“二战”期间的日裔集中营、麦卡锡主义等，一桩也逃不过。
搜索美国历史诟病的人从不收手，也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可能被隐瞒。在一次又一次的筛滤后，美国历史上的罪恶已经很少能够被遗漏，凡此种种，都是美国人自己明明白白写在史书上的。只要揭露出来的问题言之有理，总能得到众口支持，被誉为史学成就。
正因为学术起着澄清真相的作用，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已经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道歉以正视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所涉人员进行了赔偿。所幸的是，美国政府从建立起未曾中断过，一直连续至今，能够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负责。
公认的伟人，包括“国父”级的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也照样被史学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寻找可能的瑕疵来公之于众。林肯堪称美国圣人了，但不同的解读也很正常，不存在禁忌。
故人已逝，反省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而是吸取教训。美国内战后奴隶制既除，目的达到，林肯坚持“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没有战犯，没有处决，呼吁胜利的北方不要去报复失败的南方，而是尽快地接纳南方一起进入新时期。机制如此，历史也就不会循环往复地瞎忙乎了。
（转载）
我理解，歷史和修歷史的人，離不開階級鬥爭。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寫什麼樣的歷史。
中國和美國修史的不同，根源就在於站在什麼立場上，爲哪個階級服務。我這是在抽象的層面上的議論，而非政治性的議論。
究竟什麼是歷史真相，什麼樣的歷史書比較接近真相，各位心中自有一杆秤，何需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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