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王：历史学和历史文学
听说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其实篡改也容易。“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是假的”毛泽东早有断言。但就是毛泽东也对二十四史爱不释手，可见多数史书还是反映了历史真实。
编写史书依靠的是历史记载，某某皇帝的历史记载就称做“某宗实录”或“某祖实录”，就像企业管理上的“现场记录”、“原始凭证”一样珍贵。每朝每代都有专管记录的“史官”，死板的老倔头，连皇帝老儿昨晚和哪个女人睡觉都忠实记载下来。难怪千古帝王如康乾者也常常犯嘀咕：“史笔如铁，将来史书上来一笔，……”而悚悚然，可见封建社会“实录”的作用不可小视。由此，全盘否定史书太过苛刻。毛泽东那一说不过是表现了他的批判精神。
但是，毕竟有多种原因使得“实录”不完整，不准确。除了“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以外，战乱、火灾、盗窃等等原因都可能丢失“原始凭证”，给后人了解历史带来不少困难，这就产生了史学和史学家。
史学家的任务有两个：
一是对不完整、不准确的历史记录进行考证。根据相关材料进行研究、推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据说，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经过史学家的考证和研究，很多历史迷团搞清楚了。没搞清楚的就留做“历史疑点”。虽然有遗憾，但并不妨碍人们了解历史全貌，留给史学家继续考证吧。
而第二个任务则是对历史做出解释，这可就人云亦云相差甚远了。不同观点的史学家往往对历史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知其然也；而在解释其“所以然”时见仁见智。如李自成从起义到失败的原因，有人认为“乱臣贼子命当如此”；有人认为是“缺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有人认为是封建社会环境限制“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还有观点认为是骄傲自满“错误的军事路线”所致。
历史学家为此争得脸红脖子粗，文学家倒在一旁偷着乐。历史文学不同于历史学，历史文学就是编故事，历史只不过给个题目，假古人之口言今天之事。故事内容跟史实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也没见到历史学家因此而拍案大怒。因为这是文学不是史学，史学家不会当真。
历史学家不会狭隘到以史实为根据，限制文学家的编造能力；当然文学家也不会幼稚到用老百姓喜欢的故事情节为理由，要求史学家修改史书。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为镜”，重点还是在今天，古为今用。
比如战国时期的吴、越之争出了个美女西施，据说事成之后投水而死。死则死也，史学家不愿为此多费笔墨。文学家就不甘寂寞，据此编出种种故事结局：有说西施和情人范蠡隐居于太湖的（传统观点），有说西施真的爱上了吴王夫差而甘愿随之流放的（现代观点），还有一个剧本说西施既没有爱上吴王也没有和旧情人隐居，而是怀了吴王夫差的骨血，挺着大肚子回到越国，倒给传统的越国广大人民出了个难题，看你怎么办（当代都市新新人类观点）。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发展，极尽想象力的另类情节都可能出现。历史学家对此不过一笑了之。
文学家可以纵横想象，想象力本来就是文学的生命，想象力越丰富作品越吸引人，尽情编造也无妨。历史学家就不行，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严格考证，不能随意想象。下命令不行，天王老子来说也不行。可偏偏就有些历史学家按照领导的意图，以历史学之名，行历史文学之实。
吴晗据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了，一部“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前两稿也罢了，权当是反复查证精益求精。而后两稿竞是因为某伟人讲了“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考察历史的方法论”，而诚惶诚恐修改之。当然他首先得修改自己的思想方法，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检讨自己“对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等等，整个一个“重塑金身”。如此一来又耗了十年功夫，作品可能在“史料丰富、论证细致严密、文字简练生动”上大有进步，但究竟是历史学还是历史故事，我倒不明白了。吴老先生因此声名鹊起，戴上了“无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桂冠。本以为可以颐养天年，不料却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结局凄惨。起因虽不是“朱元璋传”，而是另一本“海瑞罢官”，但同样也是用阶级分析方法写成的历史故事。真可谓成也历史故事，败也历史故事。我曾很为吴老的文革遭遇唏嘘不止，现在看来也是命该如此。历史学家干政治家的事，以春秋笔法论古今，你不倒霉谁倒霉？
再有可敬的郭沫若先生。抗战时期，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大做文学家的事，什么“虎符”、“屈原”、“卧薪尝胆”纷纷出笼。为了配合全民抗战之需要赢得些许文名，也算聊尽“守土抗战、匹夫有责”且不去论它。后来的一部“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多年前曾在北京吉祥剧院欣赏“人艺”演出此剧，演员在台上表演得酣畅淋漓和真的一样，我在台下欣赏得如痴如醉也和真的一样。忽然发现郭沫若当时没在舞台上扮个角儿呀？低头琢磨了半天也没闹明白“蔡文姬”为什么红遍全国？
2011年读到英若诚先生的自传《水流云在》，其中披露，1978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的作者）到中国访问期间曾专门观看了由郭沫若编剧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蔡文姬》，并在演出后的座谈中发言道：“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整个故事，剧本的剧情在第一幕中已经完全展开，没有留出发展的余地，下面没有了故事，这是剧作家在创作时应该忌讳的。”
接着，英若诚写到：当时出现了‘尴尬的冷场’。谢天谢地郭沫若当时不在场，他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郭沫若一贯的做派，为赶时髦终不成“历史学家”之正果，他的多数作品不是历史研究而只是历史故事。惶惶巨作“甲申三百年祭”，本来是讽刺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却歪打正着成了共产党谦虚谨慎的整风教材，恐怕连郭老自己也始料不及。倒是他的寂寞之作“十批判书”，因为不是遵命所做，还算可圈可点。
其实令人钦佩的是二月河。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皇帝系列”震动华夏，一举结束了近百年的“贬清”历史，并由此引发高亢激昂的“大清颂”，以至于一时间“满台大辫子”、“五个乾隆闹荧屏”，几乎让人误以为“大清国”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和楷模。由此还涌现出一批只不过编了几个清朝故事的“清史专家”。而始作俑者的二月河本人却从不以“清史专家”自居，公开头衔只是作家，偶尔知道还是“红学家”，仍属于文学队伍，不肯晋升入历史学家的庙堂。在一片热闹中他居然一言不发，冷眼旁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等修炼有时代不同、政治开明之大背景不同，然作家本人的高深道行实令我辈肃然起敬。
写于 2013-04-13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