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系列文章原載於這裏。這是一個難得的家族網站，當然這是一個曾經比較顯赫的家族。請各位儘量看原文，還有不少珍貴的圖片呢。
我留在這裏，因爲如果有下架癮的人當道，這樣的網站難留。
聂家花园 百年春秋 （一）
原载《上海滩》2000年7月号 作者：宋路霞
黄浦江边的聂家福地
黄浦江在上海地图上走了个“3”字，曲曲而北。在它绕过陆家嘴折向东去的北岸，即现在的许昌路、杨树浦路、辽阳路、霍山路一带，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因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家园及其主要的私家企业，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聂缉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请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在沪期间，他先是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用，于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八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水雷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昼夜巡逻不殆，沪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请傅兰雅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有力地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在他的主持下，这个连年亏损的“国营特大型企业”还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扭亏为盈，他卸任时还盈余十几万两银子。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继续看好他的才干，在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檄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亲侄女婿。不久，聂缉椝又荣升苏松太道。至此，从他走出湖南衡阳起凡14年间，已从一个湖南滇捐局的帮办，步步跃为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谓一路青云，成为湖南聂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干”。
这片地面上有两处聂家花园，一处在霍山路（旧称威赛路），俗称“聂公馆”，是聂氏早期在沪的家园（更早一些时住在江南制造局内和上海道道署），方圆不足三亩地，据说绕有亭台之胜，可惜现已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只见高楼拔地而起，直逼云天，已是教苑宾馆和霍山路小学的所在地了。只有大门口花坛上堆积的几块太湖石，据门房间的老师傅说，那是当年道台花园的旧物。
另一处是在辽阳路亚明灯泡厂的马路对面。长长的一条街面，南达惠民路，北接霍山路，面积足有几十亩地，现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式民居。而当年里面只有五幢旧式三层的红砖房子和一个网球场。所有的亭台、花园和池塘，都用高高的竹篱笆圈围着。篱笆的尽头是一家香烟厂，男孩子们调皮，在篱笆上掏个洞，可爬到香烟厂去偷香烟牌子。大些的孩子喜欢打篮球，所以网球场又可用来当篮球场用，以至于后来竟诞生了一个“崇德”聂氏家族篮球队，常在报端登出赛事。近年聂家有一外孙女名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在海外撰文回忆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由此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这是在聂缉椝之后，他的三儿子聂云台主持家政时的杰作。他把聂氏家族在沪的近百口人均安排于此，每天大门口车马成群，冠盖如云，男人们忙于做生意、办企业，女人们忙着陪婆婆，上教堂，管孩子，串门子。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是聂家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段时期。
上图：崇德篮球队队员合影
前排左起：聂光禹、聂光乐、聂光尧、聂光华、袁庆
后排左起：聂崇训、聂光雍、聂光崎、聂光达、袁和、队长聂光址
下图：女子篮球“非队”队员合影：前排左一聂光来、左三聂光明、左四余秀莲、右一汤内，后排左二何振志、左三周霞华、左四朱慧
现在这儿的花木、竹篱笆自然早已不存，而那五幢红砖房子居然依然完好无损，只是风光不再，旧燕未归，只能任其七十二家房客的“新旗”上下飘扬了。
花园南侧不远的黄浦江边，屹立着当年聂家的骨干企业：恒丰纱厂（解放后改为第三丝织厂，现又改为XX公司），数十亩江边滩地上，有五组雄伟的厂房，中心地带一组“长”着锯齿般的房顶的红色平房，据说是该厂最早的一批厂房。现在人们走进车间，迎面依旧机声隆隆，盈尺之内对话亦需大声喊叫。这原是清末最早的大型纱厂之一。
花园的西北部则有聂家捐献的一块地皮，当年工部局在上面造了一所学校，命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即现在的市东中学。那幢漂亮的教学楼至今无恙，近百年来从中走出的知名人物不知凡几，其中当代上海的地方官就有龚学平、周慕尧、包信宝…
（左图：市东中学近貌）
当然，从聂家花园里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之外，还有他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六小姐，聂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儿子聂云台（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儿子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堃（聂含章，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武字黄统领、省防守备队司令官），女婿瞿宣颖（瞿兑之，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学者、前清军机大臣瞿鸿機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中科院冶金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曾国藩慧眼识快婿
聂家原本清代衡山望族，以三代进士、两代翰林，以及乐善好施知名远近。
其祖先乐山公（聂继模）在清初天下初平时，还仅是衡山城西一家小中药铺的老板，但他教子有方，本人诗书终生不离手。他以下三代连出三个进士，继而功名不断。他本人所做的《诫子书》被收入《皇清经世文编》。按说这是部专收清廷高级文武官员著作的大部头书，而他以一布衣身份亦能跻身其中，足见其名声不凡。其次是他的善名，他有个自我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实行义诊，不仅对来店抓药的贫民义诊，还主动去县监狱为犯人们义诊、送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陕西省镇安县的县官，他老人家80多岁去陕西看儿子时，仍不忘老传统，仍在初一和十五去该县监狱送诊送药，也许他认为清廷所关押者多为穷人的缘故吧，可见其为犯人们服务是终生制的。
聂缉椝的父亲聂亦峰亦为进士，并点了翰林，散馆后外放广州各地当县官，长达30多年。他继承其祖先的乐善好施的传统，每到一地，总要捐助建育婴堂、牛痘局、清节堂（为清苦寡妇而设）、宾兴馆（资助贫士考试而设），这些善举深受当地百姓称颂。作为当时湘军首领的曾国藩决意把满女（湖南人称小女儿）嫁给聂家的，还是因为聂家老太爷秉公办事，亲自制止了一场血洗事件的义举。
同治九年（1870年），聂亦峰在广东新宁县当县官。这个县的西村是个大村，只有两个姓氏，即余姓和李姓，二姓比邻而居。余姓有丁口约万余，而李姓有丁口约二万。然而余富李贫，余族出举人、贡生、监生很多，还有两三个人在外省做官。而李姓人家只知耕地种田，文武两庠绝无一人。可能是由于山水地形的关系，李姓人家出入总要从余姓人家的地皮经过，世有俗嫌，因此两姓之间就常有“荫注砍伐诸事涉讼公廷”。每次打官司，总是余胜李败，大概与官府里有没有人大有关系。
这年李姓中有个叫李鸿钧的，因在省城开设制糖作坊赚了钱，花钱买了个武科举人的第一名，第二年因病要回家乡。李氏家族因从来没有科举上的光荣，这回来了个武举人头名，被视为为族争光，于是大开祠堂，盛设仪仗，龙灯鼓乐，迎之归祠。孰料途经余村时惹起余姓的嫉妒，余姓人围上来设法阻扰。他们先是诡称“贵人骨重”，需用一杆秤秤其斤两，竟从轿子里将李鸿钧拉出来，捆入竹筐内，挂上秤钩，然后把一只狗牵来作为秤砣，并且将之高挂在三只木架上，大庭广众之下加以凌辱。一时笑声震天，然后一哄而散。当时李姓人家的大队人马正集中在李姓祠堂里，兴高采烈地等待轿子到来，忽闻此种暴行，一时群情激昂，火冒万丈，拿刀动棒，冲入余村，决一死战，竟酿成空前惨烈的大械斗。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尸横河岸，十三里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这么一来，李姓积恨未申，徒逞血气之勇，不仅旧仇未报，死者反而倍于余姓。而余姓自知理亏，深恐官厅追查，于是汇集了30万元至省城运动，由一古玩店老板柯老六，转托当地制军瑞麟的门丁诸天章，上下行贿，反告李鸿钧谋反。瑞麟制军拿到贿赂，遂派出地方官聂亦峰与水师统领黄某，率部队前往围剿李姓。令下三日，瑞麟又增派部队包围了李村，一场更大的惨案迫在眉睫。
聂家老太爷聂亦峰是多年的地方官，当然明知个中原委。他大义凛然，亲自到第一线，说服各路将领万不能开枪，不许部队擅入李村；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叫李鸿钧出来到案陈诉。俟李氏一到，即刻真相大白。然而瑞麟制军令下不容改变，一再下令围剿，而聂亦峰五次抗命不从，坚定不移，宁可罢官回家。事后他真的在家闲居了两年，而那场灭绝李姓的围剿终于被制止，余李二姓的积案亦未刑一人而得了结。
……这个事件传入曾府令曾国藩大为动容，于是决定把最小的女儿曾纪芬许配聂家，广东巡抚蒋以沣亲自为之提亲。聂家公子聂缉椝长得一表人才，生平好经世之学，虽无科举之名，然秉公办事，乐善好施酷似乃父，正是曾家意中的女婿。只是当时曾老太爷已经病重，未及看到满女成婚。1875年，聂缉椝和曾纪芬在曾国荃的主持下，结为伉俪。
多事之秋的海上地方官
从1890年到1911年清廷覆没，因晚清政局的动荡，上海道也走马灯似地更换，20年间竟换了17任道台，平均一年多换一任，最短的任职期仅一个月，而聂缉椝任上海道在1890至1894，四年整，是为任职期较长的一位，仅次于他的一个老乡袁树勋（海观）。
然而这几年正是多事之秋。他一上任就碰上了他的老土地，江南制造局2000多工人的大罢工。原因是新任总办刘麒祥将每天工作8小时延长为9小时，工人们不干，于是罢工。新任道台面对新任总办及2000名旧属，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两头做工作，最后以总办这头允许增加饭费为条件，终于使工人们恢复了上工。
1890年，座落于黄浦江边杨树浦一带，占地300多亩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总算开工投产了。这家清末最早的官督商办的机器棉纺织厂，经过十几年的反复筹备，吸收公款及商股共一百万两，拥有530台织布机，雇用工人4000名，终于开门大吉，开始赚钱了。谁知好景不长，开工刚两年，一场大火把厂子烧得个精光。北洋大臣李鸿章忧心如焚，急责盛宣怀到上海，会同聂缉椝抓紧重建。盛宣怀出政策，允许中国商人开办纺织厂（在此之前只许官办和官商合办），条件是出纱一包，捐银一两，直至把织布局的官款赔清为止。聂缉椝负责具体落实，南北舟车，千辛万苦，终于在大火后不到一年，在旧厂基上又开新局，建成了华盛纺织总局。这个新厂有织布机1500台，纱锭六、七万枚，规模大大超越先前，加上裕源纱厂和华新纺织总厂的纱锭，使上海拥有了近10万枚纱锭，约占当时全国的76%。
不多久芜湖又出教案。当地农民烧教堂，掘教士坟冢，暴尸于旷野。当地官员把为首的农民抓了起来，但法国主教不满意，串通法国领事向清廷施加压力，不仅索赔巨款，还要划出两块地皮，归其永久性使用。事在安徽久议不决，两江总督移案至沪，请聂缉椝来解决这一难题。聂道坚持款可赔而地决不可给，因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西洋各教在国内传播甚广，各地屡有教案迭出，如任教主漫天要价要地，日后岂有中国人立足之地！于是援中外此类案件处理惯例与法国领事磋商，据理力争，终于以2500两银予以了结，法国人无如不可。
他任职沪道的最后一年，又撞上了甲午海战。他原本于1893年已升任浙江按察使，将去赴任时，前任沪道邵友濂奏请朝廷，认为海防吃紧，台湾方面战事将一触即发，上海为供应、运输饷械之战略要地，绝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请求将聂缉椝继续留位，务必保证台援为要。当时邵友濂任台湾巡抚，正在积极作战争的准备。况且沿海一带几为日本船只所封锁，海道艰险，聂缉椝亲自部署严加防范，将江南制造局生产的种种军械，源源不断运到台湾。第二年战争果真打响，浙江全省戒严，浙江巡抚廖寿丰急电上海，要聂缉椝立即前去赴任，督办海防……
甲午战后和议已成，苏州和杭州成为新的开放城市。朝廷命他督办杭州通商商务条约，他在谈判中力争捕房、管路完全主权，使各国列强无计可施。然而 苏州的商约却经岁未决，清廷又命他为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廖寿丰见他要走，又急忙秉奏朝廷，请求留他署浙江布政使……于是，浙江、江苏、安徽，他已“三权藩篆”矣。
“聂家子孙再也不要做官！”
俗话说树大招风，聂缉椝官做的大了，在战争时期或是国事繁难的时候，有朝廷的重托，无人敢以诽词。然而天下已定，风调雨顺，各种内部矛盾就会渐趋表面化，至使聂大人盛极转衰，大受其害。
十九世纪末叶，聂缉椝正在浙江巡抚任上。浙江一省担负了战争赔款每年达百万元，不堪重负，于是动脑筋开发财源。他发现铸制铜元获利甚厚，于是剔除各种杂乱货币而以颁布新型铜元为流通货币，一年下来，居然赢利上百万。
此时，浙江有一巨商高某，仪仗财势，胆大包天，居然把浙江金华、衢县和黄岩三地的矿产私自售给意大利商人，又通过官府中的种种关系，买通商务局委员，窃取了商务局的关防大印，作为官府已批准的证据，而实际上商务局的总办并未知晓此事。矿产卖出后，高某大获其利，引起浙人哗然，群起争执，并派出代表与意大利人同上北京，告到总理衙门交涉。朝廷下令由浙抚聂缉椝查办。
高某为浙江豪富巨族，神通广大，与朝廷某大员属儿女亲家。聂大人调查此事颇费周折，后来终于弄清了事情原委，秉直呈报，揭出此中重重黑幕，然而那贪官也不是好惹的，继续制造假象，欺骗舆论和朝廷，聂大人屡次予以据理驳正。结果，朝廷宣布废除高某与意人的商约，把商务局总办另案革职，高某亦受到查处，谁知此一大快人心之事，却成了日后的祸根。那帮黑势力想方设法要把聂台整下去，以报一箭之仇。
1906年夏天，聂缉椝自觉心神疲惫，精力不支，两次奏请回家休息，然而朝廷不准。
八月，御史大夫姚舒暗中收集了密报，向朝廷参他一本，说他在铸新铜元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于是朝廷下令查办。奇怪的是办案人员并没有查出他的舞弊营私的证据，拖至数月，仅以任用私人回禀朝廷，所谓查无实据，然而仍罪不可赦。朝廷一向重用、信任聂缉椝，这回不知被什么风吹斜了耳朵，遂下令将他开缺，即去职回家。
聂缉椝一方面阿弥陀佛，“欣然色养”，总算可以逃脱官场世纲，可以回家休息了；另一方面觉得自己一生尽忠朝廷，最终却被所诬，如此灰溜溜地回家，实在意气难平。于是告诫其子孙：“聂家子孙，以后再也不要当官！”
亦工亦农的治家方略
聂缉椝毕竟出身于忠厚的诗书之家，从小受的是农业中国的传统熏陶，对泥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官场上呆久之后，就更加厌恶都市的尘嚣氛围，所以一旦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他便要回到老家去，置办农田，种稻种棉，过几天清闲日子，而把上海的产业交给他的三儿子聂云台和四儿子聂其炜去打理。
回老家置办农田也是需要资本的。这个原始积累的基地，仍是在上海，主要靠恒丰纱厂。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厂始终是聂家的命根子。直到现在，聂家还有好几个人在该厂拿退休金。
聂缉椝在湖南长沙建有很大的宅院。而在上海，最初住在江南制造局厂区内，后来可能为了照应恒丰纱厂，才把住宅建在该厂附近威赛路（现霍山路）。他没有眼红租界内的繁华，家眷在他生前，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长沙，所以威赛路上的住宅仅有“巴掌大的一块”。在沪上豪官巨贾纷纷看好租界，并且向西部发展的时候，他仍老老实实地呆在原地。那时盛宣怀和邵友濂的家园选在静安寺路，花园大得可以踢足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住宅亦从安庆路迁到了西区华山路；李经羲则筑庐跑马厅以西，现在是62中学所在地；刘瑞棠、陈夔龙等封疆大吏亦在公共租界建有豪宅。相比之下，他那三亩地，直如一座小土地庙。
然而他的工厂在他的儿子手里办得挺出色。在最初朝廷尚不许私人经办纱厂时，他就采取“附股”的形式，“附”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取名华新纺织总厂，亦属于官商合办的性质。188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当时的上海道龚照瑗及以办盐务起家的大财主严信厚（字筱舫）筹办。聂缉椝是1890年当上沪道之后参加进去的。于1891年开工，资本45万两，至1893年，已发展为拥有纱锭15000枚，织布机350台的大厂。当初作为官商合办的织布厂，已有上海织布局在先，那么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办一个官商合办的织布厂呢？现在从“商”的一方的投资者来看，其更象一家由地方高级干部投资的“三产”，名义上是“附股”，而实际上是独立的，大概是李鸿章给这些“割头兄弟”的一种照顾吧。
这个厂在甲午战争之前营业情况较好，甲午战争之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和挤压，开始连年亏损。1904年，聂缉椝派出自己家的帐房先生汤葵生，由汤葵生及聂云台用复泰公司的名义租办该厂，情况才有了好转。谁知第二年汤葵生就去世了，大权就全归聂云台掌握。聂云台雄心勃勃，重新改组复泰公司，用借来的巨款买下了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1909年租约期满，他再次向私人贷款，其中向袁海观（亦任过上海道）就借贷5万。买下了全部股份，至时使该厂成为聂家的独资企业，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然而聂家欠下的袁海观的钱，直至聂缉椝去世前一年才还清。
聂家在湖南老家买田的气魄并不下于在上海买厂。1904年，聂缉椝用华新纺织新局的盈利，在洞庭湖边大规模地围湖造田。先是在南州淤田地带买得四万余亩，又陆续收买邻近刘公垸一带的湖田一万余亩，组成了聂家的领地：种福垸。这片湖田东西长十六华里，南北宽十华里，总面积达五万余亩，可称一个超级大庄园了。可是新围起来的湖田，秋冬季看起来挺好，一到夏季湖水暴涨，弄不好就遭了淹，所以必须高筑堤岸，年年加固。盛夏季节各处都要派人巡堤以防塌方，所以虽然在年成好的时候，能收租谷五六万石，收棉花一万多斤，然而用于修堤固堤的费用亦非常之高。到抗战的时候，种福垸的堤坝上已高出湖面十米，宽度可跑小汽车了。由于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亦住在这片土地上，为安全起见，聂家又组织了“保警队”，有武器装备，某种程度上，这五万亩湖田已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或许是聂家老太爷有先见之明，这个种福垸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确实给聂家子孙带来了福气。他们一旦在上海的生活有了问题，或者碰上了战乱，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向这块根据地靠拢。抗战时期上海的聂家子弟卖掉了辽阳路的大花园，有的躲入租界避难，有的就躲进了种福垸。那时种福垸里甲鱼横行，在场院或田间小径上随时可以用脚踩住它们的背壳，抓回来煮了吃。至今聂家的子孙们还有人说，聂家的老人们大都高寿，曾纪芬活到90岁，李敬萱活到96岁，曾宝荪活到94岁，现在还有一位住在万体馆附近的聂家老人亦是90多岁。活到80岁的根本不稀奇，大概就是当年在种福垸里吃甲鱼吃多了吧！
聂家花园 百年春秋 （二）
原载《上海滩》2000年8月号 作者：宋路霞
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
聂缉椝的夫人曾纪芬是曾国藩的“满女”（湖南人对最小的女儿的昵称），是聂缉椝去世（1911年）之后，聂氏大家族的精神领袖。
她1852年出生在曾氏北京贾家胡同寓所，正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第二年，而“满女”落地之时，又正是清军广西兵败的警报传递至京的时候。不久，曾国藩即奉命回长沙督办团练（招兵练兵），开始了率军剿杀太平军的铁血生涯曾国藩非常喜欢自己的满女，又擅长看相。《清史稿》说他：“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每对客人祝视移时不语，见者怵然。”容闳记初见曾氏时说：“总督命余坐其前，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观其笑容，知其心甚欣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项至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目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予之二目者。”可知其相面的功夫之深。“满女”长到十二岁时，老爸也为之看相，然后对欧阳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意思是说她像个小神仙，或许能给曾家带来好运。果真事有凑巧，第二年，江宁即告攻克，太平天国全线崩溃。曾国藩东下视师，旋带全家老小入驻南京（江宁），住的地方正是太平天国的英王府（陈玉成的府邸），于是，曾国藩威震天下，成了举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近臣，获得了汉族官吏的最高荣誉：一等侯爵。
曾国藩对别人都很严肃，唯独对“满女”不然。“满女”小时候因头上常生虱子，只得把头发剪成很短，直到11岁时才开始留发。当时街上流行女孩子梳抓髻（髻盘在头顶上，有别于旧式妇女在脑后挽鬏），这种抓髻须用铁丝制成一只架子，然后把长发绕上去，成一造型。“满女”眼见新奇，有意妨制，可是铁丝架子做得太大，致使小脑袋上顶了个大抓髻，未免有些滑稽。曾国藩见了就开她的玩笑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曾国藩对别人都很严肃，唯独对“满女”不然。“满女”小时候因头上常生虱子，只得把头发剪成很短，直到11岁时才开始留发。当时街上流行女孩子梳抓髻（髻盘在头顶上，有别于旧式妇女在脑后挽鬏），这种抓髻须用铁丝制成一只架子，然后把长发绕上去，成一造型。“满女”眼见新奇，有意妨制，可是铁丝架子做得太大，致使小脑袋上顶了个大抓髻，未免有些滑稽。曾国藩见了就开她的玩笑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曾国藩对女儿尽管疼爱，但规矩很严。“满女”17岁时，时天下已定，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亲自为“满女”制订每天的“功课单”：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访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并且要亲自“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共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并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而且规定，每个女儿出嫁，嫁妆不得超过200两银子。
上图：崇德老人八十岁时所摄现在从这“功课单”来看，曾老太爷是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准家庭妇女，而实际上，“满女”做得远比其父所期望的要棒得多。她从小在其父身边长大，随父住过北京、长沙、安庆、江宁、保定，见识多广自不待说，又有两个杰出的哥哥：曾纪泽和曾纪鸿，他俩一个善长文史，一个善长算学，“满女”在旁耳濡目染，时有获益，又有仲嫂郭夫人（郭筠）常相从讨论，更能得读书论事之乐，这些都造就了她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她不仅自己绝无豪华奢侈之举，而且把这种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带到了聂家，时时以“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来要求和规范家族成员。直到民国后的几十年间，她的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凡能自己动手的事，决不假人替代。于是，作为一个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她在精神上，始终是这个工商大家庭的“总裁”。她自号崇德，家族的议事堂（最高的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为名，凡重要的家事都要与她商量。
左图：辽阳路老公馆中的一幢房子的近貌然而她的几个姐姐却都很不幸。大姐曾纪静，因丈夫袁氏不规，年仅29岁就抑郁而逝了；二姐曾纪耀，39岁卒于法国；三姐曾纪琛虽享寿68岁，但40岁时就死了丈夫，而且终生受“无后即不孝”的精神折磨；四姐曾纪纯只活了35岁，在她23岁时丈夫就死了，婆婆又虐待她，“日食至粗之米，唯以莱菔（萝卜）为肴，月费（零花钱）一缗（一串铜板）亦吝而不与，其境艰苦可知矣。”；五姐早夭。曾家的三个公子也不长寿，老大曾祯第因出水痘，才一岁多就夭亡了；老二曾纪泽体质也不好，加上南北征战，只活了51岁；老三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可惜只活了34岁。兄弟姐妹当中，只有她这“阿弥陀佛”相的满女长寿而且多子多福，活到90岁，有11个子女，其中有九个为她所亲生。到她1942年临终前，子子孙孙四世同堂，已有一百多号人了。冥冥之中，曾家似乎也离不开她。当年只要一提起她要出嫁，老曾家就准要出事。她21岁时正要举办婚礼，新郎官聂缉椝从广东千里迢迢已赶到上海，而她的父亲曾国藩偏偏于一周前去世了，于是大丧期间婚事不能办了，只好将婚期推迟。谁知聂缉椝返回广东的第三天，他自己的父亲聂亦峰也去世了。到她23岁的时候，两家又议嫁娶，八月间，她的母亲欧阳太夫人又去世了，结婚自然又结不成，只好再将婚期推迟。直到第二年九月，“欧阳太夫人之丧已逾小祥”，总算可以出嫁了，然而已被打了折扣，因那时“国恤犹未及期年”，即同治皇帝之薨尚未满一年，所以在婚礼的仪式上，仅备仪仗而未用鼓乐，想必是在安安静静的气氛中拜了天地。此时，他们夫妻两人的上辈，只剩下她的婆婆张太夫人在世了。
“恒丰”的崛起
黄浦江边的恒丰纱厂是聂家的骄傲，曾有过二三十年辉煌的岁月，是本世纪初最大的私营棉纺厂，最兴旺的时候，拥有44400枚纺锭，3046名职工，电力动力总量达2198千瓦，每年出产棉纱37800包，棉布303000匹，资本额达108万两。这在当时，已是不得了的家当了，因为华新纺织新局开办时才45万两资本，官商合办的上海织布局（李鸿章领导创办的）也才投资100万两，而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那时才刚刚起步（1915年）。
这个厂在上世纪末是几个官老爷出钱合办的，除了聂家外，还有龚照瑗（任过上海道，驻英公使，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即是落于他手）、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河南、天津等地的盐务帮办等）人，有过赚钱的年头，但也常常亏损，直到1905年，有聂家三公子聂云台（其杰）出任总经理后，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连年盈利，使聂家有了实力可连年购买该厂的股票，而且到了1909年，竟以317500两银价，将整个厂子盘下，尽管此举是借了不少钱，但毕竟厂子成了聂家的独资企业，于是原先的华新纺织新局就改成了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
上图：1929年建造的恒丰纱厂厂房说来有些难以令人置信，聂云台成功的“绝招”居然与我们当前的一些成功的企业的做法完全一致，无外乎主要是两条，即紧紧跟上国外的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大搞技术改造和切实抓好人才的培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他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做了。技术改造他先从动力下手，那时使用的动力原是华新沿袭下来的蒸汽锅炉，由于蒸汽锅炉的热度不稳定，引擎运转的速度不一致，影响到纺织品的均匀度，而且锅炉煤耗大，常常需清除水锈，费用较高。1912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为推广营业，奖励各厂使用电气动力，并廉价出售马达。别人尚在观望之际，聂云台断然决定采用电动机，使恒丰成为华资纺织厂采用电气动力的第一家。工部局为表彰他的带头精神，特批准恒丰用电价格打九折，以利推广。同时，他又对厂里的设备作了大胆的除旧布新，将旧车售出，购进新式机车。随着机器设备的更新，又下大本钱聘用洋员和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他特约瑞和洋行为厂里装配零件，请光裕洋行派技师来厂教练润滑油添加方法，聘用德商瑞记纱厂的英籍工程师为工程顾问，还请其随时来厂视察机器保养和指导修理。他非常清楚，举办洋务就必须虚心学习最新最有效的技术和方法，接受“西风东渐”的事实，为此，他大手笔地投资新的设备，力求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还结交了一大群科技界与实业界的洋朋友，请他们作技术指导，培养人才。他后来信奉基督教，并在青年会和工部局里担任职务，可能就是受了这些洋朋友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长年累积起来的，与他从小生活在江南制造局内，这个中西结合的人事环境有关。当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中国“洋为中用”的传播西方科技思想和方法的最活跃的窗口，聘用了一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长年供职其中，共翻译了一百多部西方科技类书籍，其中传教士傅兰雅在其中供职达28年之久。聂云台的父亲本身就是该厂的总办，系洋务大员自不待说，这个厂又是他的外祖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他母亲与傅兰雅的夫人又是要好朋友，傅夫人后来就教聂云台和聂管臣读英文。在该厂洋技师的指导下，他又自学了电器和机械种种课程。这种中西结合的科技环境，对他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所以他虽然未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专门的技术学校，而他的“洋务细胞”却异常地活跃，因为他有了江南制造局这个成长的摇篮。一旦历史的大潮把他推向恒丰以及纺织业的领导岗位时，他的“洋务细胞”就自然而然地“爆炸”，甚至发生“裂变”。
一家私营工厂举办技术培训班，并选派技术优良的职工出国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鲜事。而聂云台从企业乃至整个纺织业的长远利益考虑，不惜下大本钱投资技术职业教育。他在厂内办技术培训班共办了8期，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还与南通一家工业学校联手，培养技术工人，被他送出国培养深造的前后有数十人。这些早期受训的纺织界的技术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纺织界的精英和领导干部，其中傅道绅先是任纺织厂厂长，解放后担任西安纺织局局长，全国人大代表；任尚武（任弼时同志的侄子），解放后先在恒丰当厂长，后调北京，担任中国纺织科学院的院长；黄炳奎、廖泰松都是恒丰的主要科技干部之一，后来也担任了某纺织厂的厂长。现在，聂家本身从事纺织业的人已很少了，但他们常常自豪地说：“解放后许多纺织厂的厂长都是从我们恒丰培养出来的。”此话不假，而且这些精英大多没忘记恒丰这块老土地，几十年间，每逢出差到上海时，总要登门拜访一下老东家及其家属。
由于聂云台在技术和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时恰好又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这个“黄金时机”，使恒丰在十多年间又有了大的飞跃，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获利逐年增加，1918年资本为60万两，1919年增至90万两，1925年达108万两，恒丰成了上海实业界一面成功的旗帜，聂云台不仅成为聂氏家族的中心人物，还被工商界誉为“纺织界泰斗”。
上图：恒丰纱厂车间一角这个厂在上世纪末是几个官老爷出钱合办的，除了聂家外，还有龚照瑗（任过上海道，驻英公使，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即是落于他手）、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河南、天津等地的盐务帮办等）人，有过赚钱的年头，但也常常亏损，直到1905年，有聂家三公子聂云台（其杰）出任总经理后，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连年盈利，使聂家有了实力可连年购买该厂的股票，而且到了1909年，竟以317500两银价，将整个厂子盘下，尽管此举是借了不少钱，但毕竟厂子成了聂家的独资企业，于是原先的华新纺织新局就改成了恒丰纺织新局即恒丰纱厂。
有限的经济与无奈的政治
在聂云台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期间，还做过两件对中国现代政治有着深远意义的事情。一是发起主持了192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联席会议，聂云台作为商会方面的主席，黄炎培作为教育会方面的主席，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议历时6天，来自17个省市的代表共150人。这些人不是商人就是书生，而讨论的问题却都是中国内政外交中最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会议形成了9个文件，其中有《对外宣言》，内容包括否认未经国会同意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日本逼签的二十一条，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开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对内宣言》内容包括整理财政，废督裁兵，停止内战，组织国是会议等等。这是在国内军阀当政、山头林立的政治情况下，商人和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对政局的公开干涉，是中国商人从在商言商转向参政议政，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转折点。这些文件的精神，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中国资产阶级参政活动的总纲，尤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督裁兵、组织国是会议三项，成为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显示了这个阶级政治上的能量和愿望。
第二是组织了1922年5月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国是会议，制订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意味深长的是，该草案是一部仿照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宪法草案，其头章头条即明确宣称：“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对于国权、省权都有了明确的宪法规定，其核心在于防止中央政权侵害地方权力。这样一个要求发展地方经济、禁止和避免独裁专政的宪法草案，自然是不会被军阀的政府所承认的，但在中国宪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辙，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
这年七月，聂云台在上海总商会任职期满，由宋汉章继任会长，但他仍担任着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干事长的职务，参与了日益高涨的“废督裁兵”运动。11月，他与余日章、蒋梦麟、黄炎培一起被举为裁兵劝告会负责人，联名发出通电，劝告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这个通电，被称之为“十二年废督裁兵第一声”，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聂云台在政治上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壮举，即在二十年代初资助革命党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说是“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使得成行。”解放后，李维汉同志曾对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党史陈列的李俊臣同志说过此事，还说他当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曾得到上海聂老板的支援，给了他300大洋。得到赞助的还有其他人。
后来人们知道了，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因当年有过赞助革命党人的义举，解放后倍受人民政府的关照，还进中南海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的60寿宴，而聂老板所做的好事，却无形中被人们淡忘了。他1953年去世后，连他的名字也难得被提起，而他创办的恒丰纱厂在1960年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敌产”，整个家族所遭受的厄运就可想而知了。大概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吧，此事后叙。
一条信息毁了整个企业
如前所述，聂家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其主要的代表是大中华纱厂的创办。当时聂家已居全国纺织界之首，资金雄厚，创意新颖，天时地利与聂云台本人的胆气，都足以使之能与国际最先进的纺织技术接轨，于是新生的大中华纱厂处处标新立异，求大，求新，求强，从英国购置了一流的设备，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厂区设在吴淞镇旁边的蕴藻浜畔（即现在的国棉八厂），规模自是前所未有。
1919年初创时仅定资本90万两银，聂云台登高一呼，购股者群起响应，不出几个月即全部募足。聂云台在大好形势下又被实业界朋友实业救国的热情所鼓舞，遂将大中华的资本一增再增，建厂方案一再修改，规模翻了几翻，资本从原定的90万两接连增至120万两、160万两、200万两，纱锭设备由2万锭而接连增至3万锭、4.5万锭，最后实际建厂投资已用去近300万两，而额定股本200万两在实际上只能得154万两，这就使企业负债过多，流动资金反而无从着落，所以从一开工起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同时由于一再修改、扩充方案，建厂时间拖得太长，从1919年6月发起，直到1922年4月才建成投产，而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已渐渐复苏，列强们重新发起对华市场的控制，而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已临近尾声，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1922年4月大中华正式开工后，因有先进的设备和一流的技术，所生产的粗、细纱一上市就很畅销，不仅是江南地区，还可销往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不幸的是，这些高质量的棉纱线卖出即亏本，因为受西方资本的影响，市场花、纱、布的价格已经暴跌，而大中华囤积原料过多，使营业大受亏损，营运资金本来就捉襟见肘，此时已难以应付。不久，四川战争骤起，棉纱价格继续暴跌，而棉花的价格却不断上扬，市面迅速转入萧条，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危机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上海钱庄和中外银行、洋行组成的银行团就不愿再为大中华贷款，因为市场萧条，亏损太大，“大中华”象个无底洞，垫进去多少就赔多少，市场何时能复苏谁也难以预料。在没有营运资金的情况下，大中华只好停工停产了。1924年4月，迫于债权人的压力，大中华只好登报拍卖，但迟迟没有人响应。债券团遂作出决定，在8月21日拍卖这个厂子。用近300万两资金建造起来的厂子，仅定价194万两。然而此时已是江浙战争的前夜了，上海市郊已是两军对垒，一周之后（9月3日）即战争打响。此时战火即将烧到家门口了，谁还有心思投资近200万去买一个亏损的工厂？
事情已到了如此田地，是聂云台万万想不到的。这期间他到处奔走，处心积虑力挽狂澜，想挽救这个中国第一流的“模范工厂”，然而在市场和政局的轩然大波面前，纯个人的能量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所谓“难与运相争”，概是指此。后来经过近半年的折腾，大中华终于以159万两的低价，盘给了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大中华总计亏损银200万两。
这期间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是一条错误的金融信息的误导。
当初聂云台是通过洋行向英国订购设备的，是以银两兑换成英镑付的定金，只占全部设备费用的四分之一。1919年因大战刚刚结束，英国经济有待复苏，不仅购机器相对容易，价格便宜，而且中国银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很吃香，英镑与银元的比价一跌再跌，由每两5先令，跌到每两6先令、7先令，后竟至9先令，大有一泄不可收之势。其实这时已跌到“谷底”了，接着就是反弹。随着英国和整个欧洲战后经济的恢复，英镑的比价很快又得以回升。然而这时的聂云台，也许是从他的那群洋朋友那里听来一条完全错误的信息，认为英镑的回升是假象，接下来仍要狂跌。于是聂云台稳坐钓鱼台，有意放慢了与洋行结算的时间，希望英镑继续下跌，这样大中华便可从中获利，以减少投资造厂的成本。
然而这条信息毕竟是错误的，回升后的英镑不仅没有下跌，反而一路上扬。聂云台苦守着大量未结算的英镑帐目，目瞪口呆，最后不得不以昂贵的代价予以了结，使设备的总款项达23万英镑，而英镑与银元的汇率早已倒挂了。这无疑是给新生的大中华来了个雪上加霜，聂云台为之弄得心力交瘁，这一年大病一场，几乎一病不起，他在实业界和整个社会上的威信也一落千丈。病中的他，已无法再在商界拚搏，家族的企业，就交给他的六弟聂潞生（其焜）去打理。他仅挂董事长的名誉，实际工作已无力多问了。
不知病中的聂云台是如何反思这几年的神话般的跌宕起落的，总之，他从此不再相信基督教了，告别了那帮洋朋友，开始与佛教界的居士们交往，皈依了中国的神仙。原来他的母亲曾纪芬是信佛教的，后来在他的影响下转信基督教，现在他要放弃基督教而转信佛教了，又反过来劝其母回归佛教，但他母亲这一次不肯返回了，由他自己去信佛吧。所以聂家有位孙子回忆说，当初三爷爷（聂云台）住在楼下，老太太（曾纪芬）住在楼上，常看见老太太在楼上接待牧师，而三爷爷则在楼下接待居士，他们各信各的教，而为人处事的方法却非常的一致，都非常的善良和俭朴。现在想来，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家庭氛围
聂家花园 百年春秋 （三）
将刊登于《上海滩》2000年9月号 作者：宋路霞
儿女亲家豪门多
聂家后代遵循老太爷“聂家子孙永远不要作官”的遗训，后来确实没有什么人积极从政了，基本上都成了实业界、银行界、科技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实力派。然而聂家的儿女亲家却大多跟聂家一样，曾是清末民初风云一时的豪门。
老大聂其宾未及成年不幸早夭，另当别论；老二聂其昌，娶的是封疆大吏、洋务派巨擎之一左宗棠的长房孙女，名左元宜，据说是左氏最为宠爱的一个孙女；老三聂其杰（云台），娶的是江西太和盐商、广东候补道肖氏的女儿 ；老四聂其炜（管臣），娶的是广东陆路提督、太子太保刘松山的孙女，即山西布政使刘鼒的女儿；老五是女儿名聂其德，嫁湖南芷江知县张其煌（子武），此人曾为吴佩孚的幕僚，在军阀混战的年头，两次劝阻吴佩孚不要进攻湖南，保全了家乡的一段平安。老六聂其焜（潞生），娶的是四川盐荣道黄承暄的女儿；老七聂其贤（阁臣），娶浙江杭嘉湖道陈乃翰的女儿；老八又是女儿，名聂其纯，嫁湖南岳常澧道卓孝复的儿子卓宣谋；老九也是女儿，名聂其璞，嫁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儿子瞿兑之；老十聂其煐（慎馀），娶安徽合肥李家、两广总督李翰章的九小姐李敬萱；最小的儿子叫聂其焌（少萱）；娶的是杭州藩司颜筱夏的孙女颜宝航。只有最小的女儿聂其璧，嫁的是平民子弟、然而后来却爆得大名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周仁先生。
如果算上聂家孙子辈的亲家，聂家的姻亲队伍似乎更为热闹些，其中聂光墀的太太是杭州夏家的孙女夏蟠寿，而夏家老太爷即是在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主持公道，最终将冤案大白于天下的京官之一—光绪皇帝的老师夏同善。夏家与杨乃武家原在杭州时是邻居，杨乃武的姐姐尤其与夏家老太太过从甚密，家务事常互相帮忙。杨乃武案发后杨家大小姐不服，跑到北京通过夏家鸣冤。夏同善听后认为案子大有可疑，遂联合刑部中有关官员上诉要求复审，同时在光绪和慈禧面前据实为杨氏辩白，终使这一轰动朝野的奇案得以平反，致使与此案有牵连的大小一百多名庸官被罢官。
六房的聂光琦的太太任永恭，是宜兴任家的二小姐。任家是宜兴地方大户，亦官亦商，由经办地方盐业起家，在上海开有许多商店和当铺，老太爷曾任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的官员，任永恭之父是民国时期驻日本的领事任家丰。那时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财政无以为继，常常拖欠政府机关人员的薪金，致使驻外使馆也成了穷衙门。按说驻日使馆理应帮助当地华侨办事，但使馆太穷，自己的薪水都领不到，而要维持使馆的正常工作和家属、随员们的生活，只好反过来请当地华侨帮忙，于是此领事先生就得常常奔波于华侨当中，无形中密切了“干群关系”，成了中日关系中有名的穷领事。任家还是一个快乐的京剧票友大家族，男女老少几十口人，不仅人人会唱，而且动辄在常熟路安福路路口的自家花园里搭个戏台，粉墨登场。前辈中曾有为了唱戏而丧命的，后辈人便前仆后继，传延至今，已把艺技带去了日本和美国。
七房的聂光尧的前妻余秀莲是吴铁城的表妹，上海滩出名的美人。英文《大陆报》曾刊出她的半尺多高的照片，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世界照相馆，常年把她的美人照作为广告展示，时其垂涎的白马王子不知几凡。余的父亲在余家排行最小，而吴铁城的母亲余氏是大姐。余秀莲的母亲不幸年纪轻轻就去世了，遗下三个美若天仙的女儿，作父亲的只管自己讨姨太太，而把三个女儿送到了大姐家。那时吴铁城已长大成人，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大家庭一直未分家，住在华山路（当年的海格路404号），凡事由他作主。吴铁城非常爽快地收留了三个表妹，并对他舅舅说：“三个表妹由我负责，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了！”等于把这个不负责任的小舅舅逐出了家门。三姐妹中余秀莲是老大，长得最漂亮，后来就读启明女校和圣玛丽亚女中，与张爱玲是同班同学。有一年夏天，吴家老老小小一起去庐山消夏，适逢聂家的公子哥儿们也在庐山，余美人遂被聂家公子“一眼命中”……
另外，“光”字辈中，四房的聂光锡的婆家蒯家、十房的聂光址的丈人金融家何千里家（即前不久去世的著名美术理论家何振志的娘家）、三房聂光堃的丈人、安徽庐江人、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家……均是十里洋场有脸有面的富户。
若从过从关系来说，大概聂家老太太曾纪芬与九小姐聂其璞的婆家瞿家走动得最勤，一来两家均是湖南人，二来都是饱经宦海风波，被罢官回籍的清廷旧臣，三来两家的老人还共同经历过一场异常惊险的旅途，即辛亥革命中两家老人搭乘一条船从湖南去上海。那年正月聂缉槼的母亲张太夫人病逝，到二月，聂缉槼本人又因温症痰壅而病逝，至三月，聂缉槼的弟弟聂季萱又因哭母兄，悲痛过度而相随长逝，三个月中连遭三丧，曾老太太心境之悲凉可以想见。当她料理完丧事，就想去上海换换环境，或许于健康有益。九月一日，长沙的革命军已经义旗高举。十一月，曾纪芬即与亲家瞿鸿禨老人全家乘沅江轮赴沪。沅江沦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适逢需修理从长沙直放上海，于是两位亲家结伴而行。谁知船到武汉正值汉阳与武昌两军对攻，江上炮弹横飞，惊心动魄。其夜，沅江论泊于日清公司的船码头，枪炮之声，一夜不绝，有如除夕之爆竹大作。他们眼睁睁看见汉口轮船招商局在炮火中中炮起火，火光冲天。第二天炮火稍停，沅江轮乘机疾驶而下，冲出了战区。至沪后，瞿家住卡德路9号（今石门一路），两家还相约同去杭州游览过。几年后瞿鸿禨在沪去世，葬杭州。
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
按说聂家与宋家（宋子文家族）原本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要说有，那是曾家的事情，即曾纪芬的侄女曾广珊（曾纪鸿的女儿，曾国藩的孙女）嫁给了俞家的俞明颐（道台），生下的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署长、国防部长，1960年与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即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生下的孩子叫俞祖声，如此而已。然而声势显赫的聂家，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沾”了宋家的“光”，至使聂家四姑奶奶聂其璧，在“文革”中大受其苦。这还得从两家的老太太讲起。
原来聂家老太太曾纪芬和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同为基督教徒，又都住在虹口一带，每周常在同一个教堂（景灵堂）做礼拜，久而久之成了好朋友。两位老人做礼拜时常需儿女们陪同，倪老太太由其小女儿宋美龄陪同，由宋子文开车接送，而曾老太太就常由小女儿聂其璧或其他儿媳妇陪同，时间久了，两家的小姐和媳妇开始互往走动，宋美龄也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1923年，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与时在上海交大担任教授的周仁先生结婚，经聂母与宋母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OK”，那天就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了聂家，还带来一串珍珠项链。
也许那时的宋美龄尚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或许是那串珍珠已久不使用了，在聂家对镜梳妆时，竟一下子把珠线给扯断了，珍珠滚散了一地，惹得满屋子的人都蹲下身去帮她拾珍珠，珍珠褂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里去拍照……，这本来是两家人友好往来的一件好事，宋美龄后来与蒋介石结婚是四年以后（1927年）的事，谁知此事传出后到了十年浩劫，竟成了聂其璧夫妇的一大罪状。
造反派们凭主观想象认为，不可能是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一定是聂其璧为拍宋家马屁，前去为宋美龄作傧相，于是大动干戈，审问其与宋美龄的关系等等。更有甚者，造反派中有一些无知的人，连“傧相”为何意都不知道，还逼她：‘你与宋美龄到底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冰箱’？”，弄得聂其璧家哭笑不得。
其实造反派们哪里知道，聂家当年远比宋家显赫得多。那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经去世，宋家大姐宋蔼龄曾在盛家（盛宣怀家）当家庭教师，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后几年，正在上海到处碰壁，他追求盛家的七小姐盛爱颐，盛家还嫌他穷……，而聂其璧是道台之女，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云台先生是大实业家，聂其璧怎么会到宋家当傧相呢？就该着宋美龄到聂家来当傧相嘛！况且，聂其璧原非等闲之辈。
聂其璧从小聪明伶俐而且胆大包天，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结交了许多上海滩上的洋朋友，喜欢出入社交场合，哪里热闹哪里去。那时聂家家规很严，晚上女孩子不许出大门，为此其母曾纪芬还特地关照佣人，看好四小姐，莫让其出大门。可是四小姐不管这一套，晚上照样出去，大门出不去就爬窗子，从气窗里跳出去，其性格简直像个男孩子。抗战时，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堆在火车站一下子运不走。火车站里乱极了，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谁也不来理会这些书生。聂其璧知道后立即挺身而出，找当局，找站长，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不多时就被她搞定了，车站调来了几个车皮，很快就把东西全运走了，研究院同事和周仁真是谢天谢地，夫人帮忙过了难关。她还曾一个人独闯西方，游历了大半个欧洲，又安然回来，在美国时还结交了许多好莱坞电影明星，拍了一大堆照片回来，这些照片背面都有明星们的签名，可惜都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弄丢了。抗战前还有一次，她在理发店里碰到孔祥熙，孔问及其三哥、四哥的情况，因为他们过去是朋友。聂其璧讲，三哥身体不好，四哥在家没事，能否帮他找个事做。孔祥熙后来把聂管臣安排在了中央银行，直至日本人打进租界。
与聂四小姐那风风火火的性格相反，周仁先生是个极为严谨、认真而且性格温和的学者，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及陶瓷专家。他早年考取清华庚款，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等著名学者同批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和冶金专业，回国后曾任上海交大教授兼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院院长，组织建立三相电弧炉，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等，研制出了自流井提盐卤用的钢丝绳及其它合金钢，抗战时在昆明还办过炼钢厂。解放后周仁先生担任中科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兼冶金研究所和硅酸盐研究所的所长、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对我国的冶金工业和陶瓷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重大成就奖。“四人帮”被粉碎后，为纪念和表彰这位杰出的科学家，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中科院冶金研究所内树立了他的铜像。当时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还特地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前去对年已87岁的聂四小姐表示慰问。
“洋和尚”的小故事
前面讲的俞大维和俞扬和父子，是曾广珊的儿子和孙子，即曾纪芬娘家系统的人，按说与聂家无甚大关系，然而因为俞家与聂家抗战中都住在上海西区，靠得很近，曾广珊又是曾纪芬的亲侄女，那聂家光字辈的人就得叫她姨妈，而对俞大维就得叫“俞四哥”，而将其夫人就叫“俞四嫂”，相互间的走动自然就少不了。后来在一次要紧的关头，俞家还真的帮过聂家的大忙呢！
俞家本身也很有故事。说是当年俞大维在德国读书，太太是位意大利钢琴教师，生下孩子后不几年就去世了，孩子只得由俞大维一个人带。而那时俞大维还是一个穷学生，根本请不起保姆，自己要读书、打工，孩子就成了个难题。要好的同学劝他再娶一个妻子，以解眼前困窘。而俞大维表示，娶妻的第一条件就是女方必须认可并抚养这个孩子。适逢这时陈寅恪（陈三立之子，后来成为著名学者）要回国，俞大维就请他把孩子带回上海，交给他的母亲。陈寅恪一声“OK”，愿为好友解难，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娶我的妹妹为妻。”俞大维与陈寅恪的妹妹并不很熟，但眼前他需要他把孩子带走，于是也十分爽快地“OK”。后来俞大维回到中国，果不食言，娶了陈的妹妹为妻。那是陈家的九小姐陈新午，聂家人称其为“俞四嫂”。
可是陈寅恪带着个小孩子回国，一路上可吃尽了苦头。那时他们都穷，乘船只能买统舱。船过红海时，适逢天气大热，小孩子才五六岁，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到上海后，爷爷奶奶见而生畏，索性把他的头发剃光，成了个小和尚。小孩子人长得很瘦，也不漂亮，但人极聪明，顽皮得很。由于剃了光头，大家管他叫“小和尚”，又因他是个混血儿，长得象洋人，于是又叫他“洋和尚”。转眼间到了读书的年龄，“洋和尚”得有个正经的中国名字才能去报名，他奶奶就说：“既然是个洋和尚，那么就叫‘扬和’吧”。这就是俞扬和的大名的由来。俞扬和后来成了空军飞行员，驾驶新式战斗机，参加过30多对日空战，去台湾后无法再与聂家往来，而他的父亲俞大维，作为聂家的表亲，确是帮了聂家忙的。
俞大维与聂光堃
俞家孩子读书都极聪明，尤其俞大维才华更为出众，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数学、物理都非常优秀，到德国时，其古典音乐理论又令世人刮目。有一年国民党政府派了一帮人去德国学习军事，主攻炮兵，苦于没有好的翻译。经人介绍后俞大维去了，把炮兵的种种理论及方法翻得清清楚楚，并常有个人的见解和设想，由此引起国民党军方的注意。抗战时在重庆，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出任国民党的兵工署长。起初蒋介石对他政治上很不放心，后来他表示他仅管武器装备和技术，人事上的事不想插手，这才使老蒋放了心。
俞大维与聂家三房的儿子聂光堃（含章）过去非常要好，曾请聂光堃帮他管理过财务，他非常欣赏聂氏办事认真而且清正廉洁的作风，曾对聂说：“我们两家都是曾家的外戚，我们俞家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我们各得其所呵！”
聂光堃是三房聂云台（其杰）的独生子，美国留学生，学经济科，回国后曾在恒丰纱厂做事。抗战中日本人强行加入恒丰股份，美其名曰是与恒丰合作，而实际上厂子已被日方控制。聂家的企业主管、六房老爷聂潞生（其焜）只能委曲求全以保住家族企业。其时由于日本纱厂在日本人的炮火掩护下已占领上海纺织市场，恒丰的日子已非常艰难了。聂光堃不愿与日本人合作，遂退出恒丰，在家赋闲。抗战初八.一三打仗，大家族全部从辽阳路老花园搬出，因房子已被日本人占领，所有家财均未及带出，月费也发不出了（抗战前每房月费400大洋），各家各户只能吃老本。聂光堃是独生子，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几十年间始终未续弦，聂光堃全家就一直与父亲同住。抗战期间父子俩均杜门不出，父亲辗转病榻，反复研究《本草纲目》及佛教经典，儿子则醉心于小提琴与油画艺术。抗战胜利时，他的小提琴和油画都已达到非常精湛的水准，但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时局的发展，已把他推上了恒丰的领导岗位，他必须即刻“出山”，但是面临着一个大难题。
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员从重庆飞来上海大搞“接收”，因恒丰纱厂已有日本人强行加入的股份，所以也被列入了“接收”之列，这样一来，如此庞大的聂氏家族就失去了唯一的生活的来源，全家上下之惊恐是可以想见了。还好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敌伪资产管理处评议会”，负责对已被“接收”的企业进行审查、评议，如确属日伪企业，则予以没收，如果仅有部分日本人股份，华商股份占大多数，可以予以发还。这对聂家来说，实在是个万分紧要的关头。它们必须把呈文送到主管人物手里去，把情况讲清楚，而这个主管人物就是宋子文。
可是八年抗战中宋家人都在内地，而聂家管事的人都在上海，久无联系。两家老太太也早已去世，原先的那点交情已所剩无几，况且宋子文与孔祥熙的矛盾日深，走孔祥熙的路子显然是走不通的了，算下来能够与宋子文对话、帮帮聂家的忙的，只有俞大维了。俞大维深知聂家的老根底，关键时刻拉了兄弟一把。在“评议会”开会的时候，又有几位企业界的老人为聂家说明情况，于是聂家的恒丰纱厂又回到了聂家。在“评议”的过程中，按照当时官场上的传统，要求争取过关的企业必须抓紧时机向上面送礼，而那时的恒丰已拿不出钱来送个象样的礼。还好同时被“评议”的是荣家的申新五厂，荣家设法及时送了一辆进口轿车到宋子文府上，就算把聂家的情分也捎带上了，所以事后有人传言，让聂家捡了个大便宜。其实他们未必知道，这其中还有着俞大维的功劳。
六老太爷由于抗战中同意了让日本人入股恒丰，抗战胜利后就有诸多难言之处，于是聂光堃脱颖而出，出任了恒丰的总经理，成为聂氏家族企业后期的总管，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恒丰改为丝织厂，他积极参与了这场改造工程，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外国资料，不久成为丝织行业的专家，直到1964年退休。
聂光墀怒斥卜舫济
1925年5月，日本纱厂的工头枪杀了工人代表顾正红，激起了全市各行各业的大罢工，爆发了五卅运动。5月30日那天上午，愤怒的学生和市民拥向南京路老巡捕房游行眼件演讲示威，英国巡捕竟下令向群众开炮，当场死伤数十人…这时，有一个青年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带着满身的血，乘车回到了母校圣约翰大学，向圣约翰的师生讲述南京路上的惨案情况，鼓动师生们前往声援…这个人就是聂家二房的儿子聂光墀。
聂光墀在圣约翰附中毕业，又在圣约翰读了大学一年级，由于对化学专业不很感兴趣，就放弃了这一年学历，第二年又考入交大机械学院，在交大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常常参加进步学生的集会活动，与陆定一、赵宪初同志是前后期的同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满身溅满了血，但自己并未受伤。他想到圣约翰是自己的母校，那里美国人的势力和影响比较大，应该到那里去作宣传，让母校的师生明白事情的真相，进而可发动学生前去声援。可是在他挥舞着带血的手，在校园里宣讲的时候，因为学生愈聚愈多，群情激昂，引起了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的不满，他以聂光墀已不是约大的学生了为由，下令赶他出去。聂光墀不吃这一套，跟他大声辩论起来，周围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帮助聂光墀来责问卜舫济。卜舫济恼羞成怒，声称下令开除这些学生。双方越争越烈，一些爱国教师也出来站在了学生一边，最后形成了约大数百名学生集体退学，几十名教师集体辞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局面，导致了光华大学的诞生。聂光墀那天在离开圣约翰校园时，愤而掷下一句话；“这个学校如果不回到中国人手里，我就永远不踏进这校门！”他为五卅运动中牺牲的同学写下了挽联；“生为国士，死作国殇，万古英名光史乘，仁拯同胞，义勗同志，千秋浩气壮山河。”
几十年过去之后，当初在场的人们仍然记得他说过的那句响亮的话。解放后，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圣约翰真的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学校召开全校大会，校方把当年的学运英雄聂光墀请了回来作演讲，聂光墀抚今追昔，慷慨陈辞，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时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时刻。
聂光墀的爱国热情是一贯的，他最看不得外国人欺侮中国人。他考上上海交大后，他奶奶曾纪芬很高兴，拿出一笔钱供他将来出国留学，谁知这笔钱后来被叔叔们拿去用掉了。但他很争气，又考取了铁道部的公费出国留学，回国后受英国人的高薪聘请，在杨树浦发电厂任工程师。有一天他去餐厅吃饭，看见走在前面的英国工程师要了一份牛排，轮到他领饭时，他说他也要一份牛排，餐厅人员说，那是专供外国人吃的，中国人没资格吃，一听这话聂光墀即刻火冒三丈，随手掏出笔来书写辞呈，昂头而去，再也没有回来。解放前后，他在大同大学、交通大学任教授，是我国热力发电和蒸汽透平工程界的知名学者，还主编《造船文摘》杂志，在工程界享有盛誉。
可惜这位性格刚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却很坎坷，“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住到十分低矮潮湿的贫民窟，反复地被抄家和揪斗后，致使他的心脏病瘁发，最后倒在弄堂口的积水里，含冤长逝。
聂家花园 百年春秋 （四）
将刊登于《上海滩》2000年10月号 作者：宋路霞
四老爷斗胆冒犯袁世凯
聂管臣（其炜）是聂家第二代中的四老爷，在聂家开创恒丰之初，与老三聂云台共掌家业，后来因兄弟间意见不和，就退出了恒丰。适逢北方的实业巨头之一孙多森邀其北上，遂离开了上海来到北京，后来又到天津，是我国银行界的老前辈。
孙多森是当年光绪皇帝老师孙家鼐的侄孙，与其兄孙多鑫，均是以袁世凯为后台的北方实业的创始人。辛亥革命后，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就邀请聂管臣出任副总裁。孙多森其时还兼任着安徽省都督，政界事物繁多，常不在北京，中国银行的日常行务，实际由聂管臣一人主持。1915年年底，居然还冒犯了袁大总统。
那天他正在行里上班，突然接到财政部的电话，要他去中南海进见袁大总统。他奉命前往，晤谈片刻，袁世凯就对他说：“我现在急需四百万现款，你赶快给我准备一下，拨给财政部入库备用。”聂管臣一听，觉得这事不能照办，因为中国银行并不是你官办银行，而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动用这样一笔巨款，须得召开董事会才能决定。于是就对袁说：“我在行里仅是副总裁，这么大的事，是否可叫总裁回来，跟董事们打个招呼再办。银行有董事会章程在，我个人实在无法从命呵！”袁世凯一听此话，立马把脸一沉，他没想到聂管臣居然敢顶撞他，于是冷冷地说：“那好吧，你们不能办我叫别人办去！”聂管臣随即退出。
没想到第二天财政部就送来一封信，内称：
“着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管臣）即日离职，前往京沪考察金融，旅费得向中行出纳支取三千元。”聂管臣阅后付之一笑，觉得老袁无聊，第二天便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也未去领那所谓的车旅费。
事隔三个月，报上刊登了袁世凯做皇帝的消息，聂管臣才恍然大悟，原来袁说的“急需”，就是为了筹备登基做皇帝呀！他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没有摄于权势，助纣为虐。又过了两个多月，消息传来，袁世凯不仅皇帝美梦已成泡影，连他老命也保不住了，仅做了83天皇帝梦，他的“圣旨”一张也没走出过中南海，就一命呜呼了。
聂管臣只身北上救“中孚”
聂管臣退出中国银行后，孙多森也辞了职，北洋政府中粤系得势，梁士贻当上财政部长。孙多森又创办了中孚银行（1916年），自任总经理，亦请聂管臣出任协理，该行总部设在天津。
这期间，由于业务上处理方法和用人观点上的不一致，孙、聂之间曾发生不小的矛盾，以致于聂四老爷一气之下，愤而返沪，这样总行就空缺了协理。不巧的是，孙多森因政事家事急火攻心，于1919年病逝了。这样一来，“中孚”就出现了总理、协理同时出缺的局面。这就为孙家在北方实业界的对手、同为安徽人的周学熙集团（两江总督周馥的后代）找到了借口。周学熙召集了当时在天津的安徽籍人士商议，决定由启新洋灰公司的代理董事长龚心湛（字仙舟，时为中孚银行董事）出面，推派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李士鉴（字希明）率领若干人马到中孚银行，企图乘机接管。
可是凡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时孙多森的长子孙震方正在津浦铁路局任出纳员，年纪虽轻但亦知此事非同小可，中孚银行将大权旁落了，于是急与其十三胞叔孙多钰商议，拍急电去上海，催请聂管臣务必立即赴津主持行务。聂管臣在此关键时刻还是念及孙家的旧情的，于是欣然北上，坐到了总经理办公室。等到李希明等接管人马到行，发现聂氏已在主持行务了，大为惊讶，一时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得诺诺而退，回向龚心湛复命。龚心湛当年任汉口中国银行经理时，聂管臣曾以中国银行副总裁的身份赴汉口视察，算起来还是聂的老部下，对聂的为人也深有了解，此事遂不了了之，中孚银行的一场危机就此化险为夷了。
这位四老爷办事一向沉稳，精于计算，在为孙家服务的几十年中，颇多为之谋划。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孙家的事业中心也由北方迁到了南方，在上海成立了通孚丰联合办事处（总管孙氏家族的诸多企业和中孚银行），时孙多钰任总经理，亦拉着聂管臣任协理。后来由于孙家自身矛盾太多，孙多钰返回了天津，聂管臣就辞职告退了。
有一天，聂家四小姐聂其璧在一家理发店里碰到孔祥熙。孔祥熙当年与聂云台都是青年会里的干部，相处很熟，就问及三哥可好？四小姐说，三哥生病在家，不能出来做事了，四哥身体挺好，正赋闲在家。孔祥熙知其人才可用，就在中央银行安排了个稽核处副处长的职位，还配备了轿车出入，直到日本人打进租界，中央银行被日本正金银行接管为止。当时日本人劝他留下来为日本人做事，他坚决不从，就此开始了后半生的寓公生涯。
白相人阴谋敲诈一场空
被聂家后代称之为六老爷的是聂潞生（其焜），是继聂云台之后恒丰纱厂中期的总管，二十年代末，还曾与一帮企图敲竹杠的白相人，相见于法庭。
那时日本人已在上海、青岛等地开设了很多纱厂，他们的设备和技术都超过中国纱厂（丰田式布机已压倒了英国和德国的机器，以至于英国人买了丰田式机器去仿造），同时资金雄厚，周转灵活，因此成本低，质量好，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使得申新、宝成、统益、振泰、恒丰等纱厂大受其苦，产品积压在纱布交易所内达一万多包，成为投机商“踢皮球”的筹码，纱交纱价不断下降。
当时申新厂的荣宗敬最着急，因为那时他的纱锭最多，受影响最大，因此主张纱厂帮要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复兴公司，将这批积压的“烂污纱”收买出清，活跃交易。当时参加的只有五个厂的代表，申新厂代表荣宗敬、溥益纱厂代表徐静仁、大丰纱厂代表徐庆云、统益纱厂代表吴麟书、恒丰纱厂代表聂潞生。大家推聂潞生为负责人，因为他是纱交所的发起人。
这个复兴公司于1928年8月成立，半年时间内，出清了一万多包仓栈积压纱，使市场价上升到合理的价格，这对正当的纱商来讲是有利的，可是对于那些投机商人来说，尤其对于专门依靠这批积纱进行抛空的客户来说，是挖掉了他们赚钱的根子，于是激起了一些流氓的怨恨。恰在此时，又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故意哄抬纱价，而五方代表中有一方又违反了协议，暗地里将出清的“烂污纱”重新在上海市场上卖出，这就被白相人抓到了借口。他们推张啸林出面，勾结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薛岳，派军法官专审这个案子，可是审来审去，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原来该军法官是个广东人，对江南一带方言听不懂，而且语文程度也不高，第一堂叫名字时，把聂潞生叫成“摄”潞生。聂潞生只好不吭声，后来又问道：“你叫的摄潞生，是不是就是我聂潞生？我姓聂，不姓摄。”这一下把个军法官弄得脸红脖子粗。
白相人请的律师叫朱榜生，一口苏州话。第一堂先叫荣宗敬，荣一口无锡话。此两个人的话，法官一点都听不懂，第一堂只好不了了之。第二堂问徐庆云，徐是一口宁波土话，法官又是听不懂。第三堂问董仲生，董是一向讲不来话的，讲起来期期艾艾且不得要领，军法官仍是无从下手。
第四堂才轮到聂潞生，幸好此六老爷会讲普通话，因此可以跟军法官直言相对，反正军法官只能听懂他的话，他就趁机大发议论：“中国纱厂不能保本，我们复兴公司想挽救这个局面，怎么能说我们操纵市场投机呢？”当时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不久，各地抵制日货正风起云涌，聂潞生亦大做文章：“我们这是振兴了中国的纱厂，试问法官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抵制日货？是不是应该振兴中华民族？”直说得那法官连连点头。而轮到白相人请的苏州律师讲话时。他唠唠叨叨的讲了许多，法官仍是一句不懂，只好又不了了之。
后来上堂后，军法官总是先叫聂潞生讲，聂潞生一讲总是一篇大道理。后来一堂一堂地过去，白相人看看苗头不对，就在第十堂上由苏州律师说：“此事误会了，诉讼可以撤消，不过要被告拿出2万两银子来，补贴我们的诉讼开销。”原来他们想敲诈100万两银。后来退到50万两，实在站不住脚了就退到2万两。可是由于聂的坚持，结果一个铜板也未让他们捞去，案子也无形中结束了。
狂风暴雨中的“旧王孙”
全国解放，对于聂家这样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大家族来说。实在无异于一场狂风暴雨。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司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无不时刻深刻地、从各个角落彻底地改变着聂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的巨变的家族。
在这场巨变中，聂家有一部分人是积极跟上了社会的步伐的，他们努力改变着过去的自我，以适应新的环境，年青一代也努力摆脱家庭的思想包袱，积极上进，立志不再为家族接班（公私合营后也无家族的班可接了），而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聂光堃（含章）积极经办了恒丰纱厂的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丝织厂，他即随之从一个棉纺专家而转为丝织专家，出任经理。厂里仍有好几个聂家人“留守”：聂光琦为副厂长、聂光尧为福利科长、聂光墉为供销科长，聂光来是厂里医生。其他人如聂光达、连翰安夫妇，是中山大学畜牧兽医系和中央大学园艺系毕业生，解放后响应政府技术人员归队号召，放弃了待遇优厚的中纺公司工作，投身艰苦的市郊农业战线，数十年如一日，作出不少贡献，成为高级专家，聂光达晚年还被推选为市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聂崇泗、聂崇实、聂崇训、聂崇志、聂崇正、聂崇嘉、聂崇慧等均先后考入全国名牌大学，个个都是学业尖子。聂崇实在复旦大学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聂崇嘉在交大本科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攻读研究生，在苏联著名教授指导下继续深造。
然而聂家毕竟是个在上海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家族，有着牢固的“洋务”传统，从老太爷聂缉槼开始就与洋人打交道，办洋事，在江南制造局内聘用了上百名洋技师、洋职员、洋译员，著名的传教士傅兰雅的夫人还充当了聂云台、聂管臣的家庭英语教师。同时崇德老人曾纪芬又信基督教，与洋牧师多有交往，每年圣诞节都请牧师到家里来举行仪式，孩子们大大小小地都被叫出来唱圣诞歌，孩子们读书也从小都在教会学校读书。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包括艺术观点、仪表风度，无不已渗透了他们的肌体。更何况聂云台、聂管臣都曾是青年会的积极分子，还担任过总干事等职务。孩子们长大了只要能考取，总是送他们去留洋……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华洋细胞“杂处”的古老而现代的家族里，他们的血液里已积淀了几代人的洋务细胞，而面对五十年代那种视西方的一切均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格调，他们该如何把握和相处呢？
聂家后人九十年代聚会合影：前排左起：聂光墉、聂光墉夫人俞惟瑛、聂光崎夫人任永恭、聂光墀夫人夏蟠寿、瞿强立
后排左起：聂光来丈夫梁秉钧、聂光珏、聂光来、聂光禹、周麒、聂光秀、聂崇训、聂崇实
于是他们中就必然有一部分人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奈。
那天笔者坐在聂家崇字辈的一家客厅里，年轻的主人顺手就拿出一张1928年的法国明信片，图片是法国的一座小城市的街景，黑百色十分古朴，背面有法国朋友写的两行字。这可能是他们爷爷辈的遗物，被混在一堆照片里而幸存于今，现在他们谁也讲不清这明信片的来历，也不知是谁的法国朋友了。但他们很明确地说，过去家里这类“洋货”很多，西洋唱片、图片、世界名著等。孩子们常被带到淮海路一带的私人花园里出席派对，在一起谈论的也都是“海外风云”，崇拜的人物不是大科学家即是大文学家、音乐家，或是大探险家、大侦探……甚至还设法到傅雷先生家里借外国名著看。
八十年代末，老七房的聂崇立，已在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他稍有点积蓄，便把老爹老妈聂光尧、杨佩珊接了过去，让老两口好好游览一下异国风光。他原以为老人出入语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亲竟能用流利的英语跟美国人交谈，这令他大吃一惊！他在想，是什么力量使父亲把自己“包藏”得如此严密呢？以至于几十年来，作为儿子竟不能真正了解父亲？！还有一次，孩子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老掉牙的外国唱片，和一架只有78转的手摇式唱机，那唱片放出来的是巴赫的《圣母颂》，大家正听得入神时，父亲光尧却止不住泪流满面地走开了。人们谁也不敢想象，那优美而圣洁的旋律，是如何重重地触痛了他那尘封的往事，谁也讲不清，恐怕连他自己也讲不清那眼泪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
他们理智上很稳定，认为新社会好。因为解放后，人人生活有保障，消除了战乱，根除了地痞流氓和娼妓，真正禁止了鸦片，扫荡了社会上的污泥浊水……然而要他们亲自实践眼前新的一切，他们似乎又难以完全默契和适从。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于是他们就变得日益胆小怕事起来。
聂光堃不等十年浩劫的到来，早已把家里的老照片、旧帐本、信札、纪念物统统处理干净—这当是他老人家的先见之明，因此没有给后代带来抄家的麻烦。然而现在麻烦倒来了，因为大家要写文史资料了，后代们为拿不出老太爷当年的照片而着急万分。聂光墀是交通大学的教授，因热心公益活动而被推为工会小组长。后来想到自己尚在拿恒丰纱厂的定息，这样能算工人阶级吗？担任工会小组长合适吗？这可是个大问题，应当向组织上汇报清楚。结果一汇报，他的小组长就给“撤”了。聂光琦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革命之“火”还没烧到他头上，他就早早地打点家当了，送的送，卖的卖，把南昌大楼内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赶紧上缴，识相地躲进一处仅20多平米的旧房……
倒是家里的“下人”和小字辈们比他们要勇敢—造反派叫家里的老佣人吴妈起来揭发主人聂光尧，吴妈愤怒地吼道：“我们家大少爷（光尧排行七房老大）早就是共产党了！吃饭都是叫我这老太婆一个桌子上吃的，没有他我这老太婆早就翘辫子了，叫我揭发他什么？！”聂光琦的女儿聂小琦，“文革”后几次三番申请到日本去自费留学，单位的某领导硬是扣住不放。聂小琦怒从中来，那天正好手上端着一碗粥，那么就照准那脑袋上扣过去……
聂崇平“文革”中因讲江青的坏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单位里监督劳动，打扫厕所。别的“反革命”星期天不敢休息，而他却偏要休息，而且背起汽枪到乡下去打鸟。他说：“反革命归反革命，反革命也是人呀！”单位里领导斥责他，他与之争辩，领导辩论不过他，气急败坏地掷下一句话：“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你这样的反革命！”崇平则恨恨地以牙还牙：“现在就叫你看看！”
“吃”下的定息再“吐”出来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设计院工作的聂光禹，被单位叫进一间会客室，说是政府找你谈话。他有些莫名的紧张，坐定后才知来人是法院的干部。那干部说：“你们家的恒丰纱厂现已定为‘敌产’，国家决定予以没收，所以原订的定息现已停发，但是你们过去已拿过好几年定息了，现在要求你们全部退还国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里人的工作，尽快把已领取的定息还出来……”
聂光禹一听头皮都有些发麻，他那时年轻气盛，不解地问：“我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呀！怎么一下子变成‘敌产’了呢？”
那法院干部人很诚恳，如实地告诉他：“是根据一位老工人的检举，说是你们恒丰纱厂在抗战前经营不善，向银行借了很大一笔贷款。抗战爆发后，你厂在日伪统治下，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这是利用日本人的势力还清了前欠，如果日本人不来，你们也无法还清债务。所以说，恒丰厂应是人民的财产，应该归还人民。”
聂光禹仍是不明白，关于抗战中日本人强行加入恒丰股份的事情，解放后的“肃反”和“三反五反”中不是都查清了吗？“三反五反”中恒丰厂还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呢，怎么如今又变了呢？法院干部最后劝他，不要有什么想不通了，还是做做家里人工作，配合政府赶快把这件事做好吧。
聂光禹回家后一打听，果然各房各户都收到了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说是有人检举恒丰厂是敌产，立即停发定息，并将进行公诉，审讯等等。
这件事在聂氏家族中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事隔50年后，人们看到一张当年法院的判决书，那上面果真印着：“根据一位老工人的揭发——”然而为什说恒丰是敌产，日本人究竟加入了多少股资，中国人占有多少股份，其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也就是说，把恒丰定为敌产的依据，并没有讲明白。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决定了的事情就必须执行。但是聂家毕竟已拿了五年的定息了，大家庭要生活，孩子要读书，有的家庭还有“存货”，有的老早吃也吃掉了，用也用掉了，有的家庭缺乏劳动力，是靠定息过日子的——那么道理也很简单，“吃”下去的定息，必须再“吐”出来！于是聂家就忙成一团，有存款的到银行提取存款，没有存款的把金银首饰作价抵充，实在拿不出的只好借债。至此，恒丰纱厂完全成了国营厂。
最近笔者听说，聂家有一位远亲在中南海里工作，负责保管毛泽东同志的遗物。她在毛泽东同志收藏的大量照片中，发现有曾纪芬老人八十大寿时，聂家大家族的合影照片，不知是谁送给毛主席的。这么说来他老人家还是关注过聂家或是曾家后代的情况的，可是1961年，不知他知不知道聂家在上海发生的事情。
不过聂家人还是弄不明白，当年荣家的申新厂和郭家的永安纱厂，也被日本人加入过股资，为什么他们没有划为敌产，而单单聂家的恒丰厂划成了敌产？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经过那么多运动都没有说是敌产，而且上海经济研究所还为恒丰厂写过专书：《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认为恒丰是典型的民族资产，而到了六十年代初，却成了敌产呢？如果说恒丰的某些个人参加过敌伪棉纱组织，那也是个人的事情，而恒丰是股份制的厂子，大家族在曾纪芬在世时就已分家了，为什么要牵连到整个大家族呢？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聂光禹曾斗胆写过一封要求复查此案的“上诉信”，但没有回音，又写给北京有关单位，仍无回音。他索性跑到北京，找中央统战部上访，接待人员很认真地听了他的诉说。又过了一段时间，上海法院通知他说，法院已接受了复查的要求，将进行调查处理，但直到现在，仍不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聂家花园 百年春秋 （五）
将刊登于《上海滩》2000年11月号 作者：宋路霞
阳光下的炼狱
六六年的“文革”风暴，对聂氏家族来说，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他们几乎每户都被抄过家，最多的被抄十多次。其实聂家经过61年的“退还”，已没有多少存货了，但人们不相信，你们聂家这么大的大老板，怎么会没有钱？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赶来，翻箱倒柜，挖墙脚，撬地板，拆楼梯，连小孩子手里的布玩具，也要用针扎一扎，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子，……
周仁、聂其璧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东西全都用卡车拉走，家中有字的纸可以说是片纸不留。周仁先生当时已七十多岁了，莫名其妙地被指控与什么“梅花党”有关系。他明明是学者、冶金专家，只因抗战中在昆明主办过由盛昇颐、刘鸿生等投资的钢铁厂，他也就成了“不法资本家”。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疗，致使一只眼睛瞎了，又摔断了一条腿，也得不到治疗，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离审查，于是被关进一间四壁无窗的屋子，于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聂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时，造反派发现了一支手枪的皮套子，于是认为发现了重大线索，按那时的逻辑，有了枪套就一定有枪，有第一支抢就定有第二支枪，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准备将来秋后算账的。于是大动干戈，把家里人全都隔离起来，不许说话。他们大干了五天，墙头、地板、楼梯全都翻弄过了，可惜连手枪影子也没有，但这个家已被捅得千疮百孔，只差楼板没有塌掉了。其实那枪套是聂光墉解放前玩的小手枪，是买来的，发票、证明俱在。解放初国家收缴武器，就上交国家公安部门了，留个套子是作纪念的，谁知竟惹来如此大祸！抄家后工资即停发，只发生活费，每人13元。聂光墉夫妇有一女一子，每月发39元，其妻俞惟煐74元工资只发24元。这种生活水准从66年一直延续到72年。
聂光尧的家也不知抄过几次了，反正只要有带红袖章的人进来，你就得让他抄。家里似乎成了公共场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来。有一天来了几个坏家伙，冒充造反派来抄家，看看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抄了，就把聂光尧的手表抢走了。早已成惊弓之鸟的聂家人，完全失去了安全屏障，连自卫的意识也不许有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受歧视，常常被辱骂、殴打。
造反派冲进聂光达家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李敬萱拖出来批斗。老人家是小脚，站在桌子上立不稳，造反派就对她拳脚相加。晚上回到家里，老人凄楚地问孙女：“他们为什么要斗我？”孙女聂崇伟说：“他们说聂家开工厂，剥削工人。”老人还是不明白：“不开工厂工人就没有活儿干，要失业没饭吃的，开工厂有什么错？”孙女还小，无法回答这个本来很简单、而那时却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李敬萱是晚清湖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开朗，知书达理，抗战前曾只身带着8个孩子和四十几只箱子去湖南避难，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海葬，那时她已是96岁的老人了。
（左图：李敬萱老人）
任永恭是聂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刘少奇、王光美和罗瑞卿、郝志平同志出国前曾在上海制装，领导要她陪同王光美、郝志平看衣料，找裁缝，配花边，“文革”中就成了大问题，被隔离审查好几年，女儿那时才9岁，每天为妈妈送饭……
生死线上
聂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落难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因有一次暑假回家，在火车上跟同学谈起现在的牙膏不好用，过去的牙膏好用，刷得干净，“反右”时被揭发出来，成了右派言论，攻击社会主义等等。那时大学生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每个学校必须要完成，结果聂崇志不幸“中标”，成了右派，学业还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开关厂劳动。同时被发配劳动的大学生有好几百人。一年后，有人提出把他们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同志（时任北京市市长）拦住了。彭真同志知道，这些人都是学业尖子，聪明得很，留在北京可以派用场。况且他也知道，那些“右派言论”也全是些天晓得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在厂里一直呆下去了。工厂是最讲实际的地方，谁有技术，谁能干，谁就有实际的“份量”。聂崇志凭他的智慧和毅力，很快成了技术革新能手，并且赢得了一位姑娘的爱慕。姑娘全家三代红，根红苗正，家里无论如何不同意这门婚事，而姑娘则非聂崇志不嫁，宁可与家庭断绝来往。姑娘最后还是成了他的夫人。按说戴了“右派”帽子还是可以“摘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认真承认错误。右派们当然人人力争“摘帽”，早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但聂崇志工作上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政治上”却不积极“要求进步”。厂里领导好心劝他：赶快认了错，摘了帽，这档子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做人，可是聂崇志像头犟牛，别的事好说，叫我认错，没门！所以他的“帽子”直到“文革”后，全国统一复查反右问题时才得到改正，大学毕业证书也是“文革”后才拿到的。现在成了有名的开关技术专家。
聂崇志还算碰上了好领导，聂光坻可就遇上麻烦了。他在北京一科研部门工作，被划成右派，其主要右派言论据说是一篇“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为分居两地夫妇请命的文章，但实际上与家庭出身和在燕京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认识了司徒雷登不无关系。他更被认为“态度不好”又被关进监狱，最后竟冤死于狱中。
聂光达是农科院的畜牧专家，为培育奶牛和猪的优良品种，长年在崇明和上海县农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的肯定，还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现场会，要他介绍经验。可是到了“文革”，不晓得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问题”来，被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家属也不许探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一个月后才放出来。那天农科院开大会，宣布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此撤销隔离审查”。他由于过着与世完全隔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于是照那时的惯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
想不到被隔离审查近两年的人，竟在1983年当选为第八届市人大代表，更未想到在1988年人大换届时，自忖必下无疑的他，又经市委组织部推荐当选为九届市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委员。
“文革”中聂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好几个人。九房的女婿瞿兑之，是聂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小儿子，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生平著作甚丰，主要有《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汪辉祖传述》《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注》、《养和室随笔》、《 庐所闻录》等。在“文革”中，他的一个以前的学生在被隔离审查中胡乱攀咬，揭发他有攻击江青的言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狱中。
一崇字辈的青年，因被诬陷、批斗，实在吃不消了，竟自杀身亡。
最惨的是四房的女儿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竟被北京红卫兵的“南下兵团”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寒风中的三棵老树
1994年夏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出现一张中国画的海报。海报上乌云密布，寒风呼啸，一片黝黑的大地上，挺立着三棵枯枝老杈，相互支撑的老树，下署中国聂氏兄弟联合画展。当人们走进展厅后才明白，这三兄弟并非年届耄耋的老人，而是三个生龙活虎的中年人，然而他们的个人品格，已被生活锤炼得像老树一样遒劲了。他们是聂崇永、聂崇平、聂崇良。
聂崇永是老大，原在厂里当工人，因为样样都表现得好，业余还为厂里做文化宣传，组织部门就准备发展他入党。可是当人们翻开他的档案，发现他是聂家之后，出身有严重问题，回头就对他说：“你没戏了，画你的画吧！”他的确从小喜欢画画，尤其是宠物，小狗小猫小鸟，到他笔下个个有了灵性。几十年后他在欧洲的一次画展上捧得一项金奖，画的就是一只猫，然而他是花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才挨近那只《猫》的。
“文革”中祸从口出。一次全厂大会上他突然被揪上了台，关进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十几个人挤一间15号囚室，里面有两个更加肆无忌惮的“活宝”，一个是王若望，一个是郁达夫的侄子郁兴致。开始大家还挺英雄气概，海阔天空地聊天，轮流讲故事，说笑话。王若望断言“小聂肯定没多久就会放出去的”，果真有一天他被叫出去了，说是回厂看材料。可是当他真的面对他的“材料”时，人一下子吓昏了，他被冠以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回到第一看守所时，他已无资格回15号囚室了，被单独关入16号室。他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隔壁的伙伴，可是两室之间只有放马桶处有意小洞相通。他就趴在洞口呼唤那头的人们。当15室的人闻知他的消息后，立即一片死寂，再也笑不出来了。那时他的儿子才5个月，年轻的妻子天天抱着孩子找工宣队，央求见一见丈夫……他后来在提篮桥关了十年，由于表现好当了犯人的大组长。他对笔者说：“我一辈子也没当上官，却在提篮桥当上了‘官’，”
现年五十多岁的聂崇良，却有着两度“反革命”的生涯。第一次是在大跃进的年代，他才16岁，就随支援大军南下福建，在一家工厂当锻工。谁知在一次偶然的事件当中，他一夜间成了反革命，被押解到闽北深山里去伐木烧窑。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画画成了唯一的精神安慰。他不服，又无法忍受非人的歧视和折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爬上了北上的火车，回到上海，东躲西藏地过日子。许多年后，才获平反。
1963年，他21岁了，他不能永远衣食无着，于是再次离开上海，奔赴更加遥远的新疆，成为一名新疆建设兵团的战士，放羊、挖渠、打柴、种田，干活并不可怕，况且荒漠的尽头，有着内地人无法想象的原始景观，唐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恢宏景象，历历在目，那正是写生和创作的好机会。谁知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他第二次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与其他三十多人一起被关进土牢……八年监狱，望不尽的苦难。后来，他被送去劳动改造。他在重复着人类最原始的劳动时，上帝又为他开启了那扇艺术的窗户。
夏天，他蹲在麦田里割麦，一阵长风吹来，厚重的麦浪起伏着，扬起一阵阵沙沙声，如烈焰般的色彩在风中翻滚闪动……打土坯是一项吃重而且单调的活儿，当他机械地重复这远祖的生存方式时，心灵又被震颤了，若干年后，他的《割麦人》在欧洲国际现代艺术大展中荣获银质奖；《打坯人》和《春天》，在欧洲奥特根文化中心国际画展中，分别荣获金鸡奖和紫铜奖。
聂崇平也是一个“反革命”，“文革”十年在单位里监督劳动。他的长相颇带“湖南味”，人称“马脸”。其实他不仅外貌，品性也颇具湘军风采，胆子大，好冒险，爱打猎，好象没有他害怕的事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总喜欢在寒冷的冬夜去乡下打鸟，背起汽枪，驱车数十里路，有时带个伙伴、兄弟，多数是他单个儿出门。那竹林里冻得缩成一团的麻雀，打掉一个，其余也不知飞走，更往一起缩，一夜下来，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每当凯旋的时候，他总有一种欧洲中世纪骑士的感觉。
打鸟儿是行家，而打工则不行。1989年他报考了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要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他画画、打鸟儿动作十分麻利，而一下厨房就行动迟缓。那欧洲餐馆的装潢、色彩、人们的衣着、首饰款式，无不让他处处动心，这么一来，老板就不喜欢他了，常常是上午做了才半天，下午就被炒了“鱿鱼”。他说他并不偷懒，可活儿总干不好。
一天，他把自己的作品搬上了街头，居然来买的人不少，能赚出好价钱。他喜不自胜，再也不需要去餐馆打工了，可以以画养画了。他在比利时完成了学业，又来到纽约，在那自由艺人的世界中耕耘、捕捉、闯荡。
他的画亦中亦西，把东方的艺术语言融入了西方的现代气韵，把中国古老的传统观念，艺术地与西方世界对话，于是，就有了《落日心犹壮》，那种洪荒时代的人格精神。
后来，他的画不断获奖，越来越好卖。他又把远在上海的两个兄弟的画一起推出，举办了聂氏兄弟联合画展。在设计海报的时候，他费尽心思：我们这苦命的三兄弟啊，现在总算抬起头来了，象什么呢？呵，有了！那正是寒风萧瑟中的、历尽沧桑的三棵老树！
永不低头的湖南人
曾有人说过，中国人中湖南人最勇敢。不知此话的“正确度”如何，但是从现代聂家人的身上，却可看到一种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也许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他们封尘多年的洋务细胞重新吹醒了，他们似乎比别的家庭更容易与国际生活接轨；在面对高科技的挑战时，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做得很棒！
聂崇山现在是美国很有名望的核能专家。他18岁就从交大毕业，19岁只身赴美留学。那正是49年国民党垮台的那一年，他手中的国民党政府发的护照很快就没用了，与国内也失去了联系，他成了个断线的风筝，最后的贵族。为了生活和学业，他到处打工流浪，美国各个州除了夏威夷之外，他全跑遍了，最后终于获得了麻省理工工程硕士学位，参加了波士顿宇航中心的阿波罗登月科研项目。阿波罗登月计划告一段落后，又转入波士顿石韦设计公司，成为核能技术专家，注册执照工程师。直到现在，美国一些核电站一旦发生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请他前来“会诊”。80年代荣毅仁先生做为国家主席访问美国时，参观核电站的“节目”就由他负责接待、解说。
四房聂光塏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都在美国，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博士一个硕士（崇镒、崇锦、崇钢、崇録），除了崇镒从事石化科研，其他几人都是计算机技术的能手，有的还打入了英特尔公司。
三房的崇泗、崇实，大学毕业后都是科研和教学部门的业务尖子，崇实在有机化学领域多有开拓，多次承接国家重要的科研项目。他们的二姐崇厚，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退休。
二房的崇嘉一直在高校任教，是我国流体传动及控制学科领域的著名教授之一，荣获国务院颁发的表彰“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被聘在本学科几个具有权威的全国性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和常委兼液压技术委员会主任，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四房聂光坻的三个儿子(崇钊，崇钰，崇铜)由于右派父亲的牵连，只念到中专毕业。分别分配到贵阳，哈尔滨，西宁等地。尽管他们竞竞业业地做好本岗位工作，文革中也未能逃脱厄运。批斗、隔离审查在所难免。八十年代初他们在美国的母亲给他们办理了移民。拉家带口、身无分文地到了美国。依靠自身勤奋和过硬的电工技术，很快就立住了脚，不仅生活自足，而且子女们都受到了高等教育。
崇字辈当中，还有崇正、崇训、崇立、崇怡、崇彬、崇真、崇伟等等，均是各自岗位上的好手。其中崇正是故宫博物院明清古画研究的权威学者；崇立是有线通信专业的专家。
崇彬自幼患脚疾，出入医院达八次之多，腿上开过二十几刀。由于文革及脚疾的缘故，只在学校读到小学二年级，但靠着自学成才，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她八十年代末去香港定居，受聘于一家宾馆，从接待员一直升任总经理，并在39岁那年靠自学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企业管理的大专文凭。1999年为了住院治疗越拖越严重的脚疾，她不得不辞去了宾馆的工作。但她是个不断拚搏的人，回沪休养期间，她坐着轮椅出任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总经理，今年又同时受香港一家出名的升学顾问公司委托在沪筹备分公司及出任经理。
聂崇兴是六房聂光堉之子，暨大医学院教授，退休前任该院寄生虫研究室主任，著有三十多篇论文。聂光堉本身也是一位人物，他早年从美国MIT毕业，是湖南省的纺织、化工专家，湖南省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知识分子委员会委员。他于1999年4月去世，去世前曾为湖南族人编制族谱出了不少力。
十房的聂光乐（现改名聂耶）1929年出生，解放后即考进华东军政大学，在南京军区工作多年，复员后在南京红十字会任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其子聂影（即聂崇影）1959年出生，南京林业大学毕业，留校执教为副教授，曾任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为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其女聂理，1957年出生，现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用自己的方式叩响世界
聂家出众的人才多得难以枚举。聂家的外孙、外孙女及外孙夫人当中，也出现了一大“堆”奇特的人才。
瞿强立是聂家九姑太聂其璞的儿子，是我国桥牌界的元老，是目前在世的牌龄最长、桥牌著作最多的一位桥牌前辈。他18岁那年（1933年）尚在中学读书，偶然看到他的堂兄瞿同祖（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和杨开道先生（燕京大学教授，桥牌世界冠军杨小燕女士之父）联袂作战，对抗两位女士，对桥牌引起莫大的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玩桥牌到研究桥牌，继而参加各种比赛，又不断总结经验写出著作，不懈地坚持了六十多年。1960年上海卢湾区工人俱乐部举办桥牌赛，是为国内首次由官方举办的桥牌团体赛，瞿强立与其表弟周麒搭档，张去病与乌国英合作，他们四人组成铁马队在高手如云的四十余队中，以每场皆胜的成绩连续夺得两届冠军（此后停办了）。他的著作已有《桥牌入门》、《桥牌指南》、《桥艺菁华》、《桥牌技巧》等共20种，其中《桥牌入门》已重印了四五次，是中国印数最多的桥牌书籍。
瞿强立对我国桥牌技艺的贡献，除了研究、比赛和著述外，还带出了一个“瞿家班”，他的儿子瞿泽方、瞿克师也成了桥牌技艺的好手，他们帮助老爸整理资料和著述，各自还另有建树。瞿泽方先与人合译出版了勃来克伍德的著作《桥牌打法》，后又独自撰写出版了《桥牌推理技巧》，以前常在报刊上发表桥牌文章，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专题节目请他专门介绍瞿强立的桥牌新著。“四人帮”被打倒后，瞿泽方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立刻主动联系，与人合作翻译了计算机著作《软件移植》，并由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瞿克师则是上海市桥牌代表队的成员，为上海队夺取全国比赛冠军立过汗马功劳，目前定居加拿大。
瞿强立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儿，名叫瞿敬仪。她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被分配到甘肃省民勤县任妇科医生。粉碎“四人帮”后，她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当时称首都医院）妇科专家林巧稚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任该院外宾病房为妇科医生。1986年她作为交流学者赴加拿大深造，为期一年。导师让她在一难一易两个研究课题中挑选一个，并建议她挑选把握大的那个。然而瞿敬仪冒着一年后毫无成绩的风险，挑选了那个学术价值高但不容易有结果的课题。她买了一个睡袋，整月不出实验室，把一年的时间当作两年用，终于完成了这个遗传学方面的重要课题。瞿敬仪被医院聘任工作后，又利用业余时间取得了一个硕士研究生学位。她陆续成为几个国际医学会的会员，每年发表论文。她除了精通英语和法语外，又掌握了西班牙文。可惜她由于劳累过度，年仅52岁就患癌症去世了。
周麒是聂家四姑太聂其璧的大儿子，也是我国桥牌界的杰出人才。在他身上，汇集了其母的热情、聪颖与其父的刻苦、严谨的双重品性，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上海交大教授，除了精于力学专业外，于桥牌、摄影、音乐、绘画，甚至烹调，都十分“老道”，当然桥牌是他第一爱好，而且真正“玩”出了“国际水平”。他在1945及1946年就曾获昆明校际桥牌赛队式赛和双人赛的冠军；当瞿强立先生于1946年在北京报端刊出桥牌难题，征求答案时，他这个小表弟竟一举夺冠。60年代初，周麒在上海队式循环赛中两度夺冠。他不仅牌技精湛，而且对于桥牌竞赛规则的掌握尤其出众，自1979年以来，多次担任全国比赛及国际大赛的裁判长工作。
1992年奥林匹克世界桥牌锦标赛期间周麒(中)与欧洲桥联副主席、世界桥联规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的格雷登.安地可特(左)及世界桥牌联合会总裁判威廉.舒特(右)在一起。1987年，国际桥联比赛的远东赛区（全世界共分六个赛区）安排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桥牌协会派周麒主持其事，他出任裁判长，整个赛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受到了远东桥协主席邹文怀（香港嘉禾娱乐公司老板）、香港桥协主席徐展堂、会长蔡国雄等人的刮目，并将他推荐给国际桥联。此后，他又多次出任了国际大赛的裁判长，在国际桥牌界一举成名。1994年，国际桥联的作家协会（专写桥牌著作的作家组织，共四百人）举办征文比赛，写桥牌技巧，要有新意，用英文写，不得超过三个实例和750字。征文结果选出8篇最优秀的文章出版单行本，周麒的文章名列前茅。当时英国时报载文评价他的文章是桥牌的“经典著作”。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他的这篇征文，并且评论说：“1991年美国桥牌最大的进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国！”周麒的桥牌著作有《忍让与规避》、《自然叫牌法》，最近又有一部著作，年底即可问世。
聂家的孙媳妇中还出了两位不同凡响的女性，一位是著名美术理论家何振志（十房聂光址的夫人），另一位是京剧名票任永恭（颖华）（六房聂光琦的夫人）。何振志为上海美协理论研究室主任，著有《艺术—迷人的领域》一书，长期担任了文汇月刊和外国文艺月刊的美术专栏作家，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积极介绍西方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流派，积极推进中外艺术交流与合作的有功之臣，可惜前不久在美国逝世。
（上图：聂光址与何振志）
任永恭女士是梅兰芳先生的入门弟子（1943年拜师），与梅葆玥、梅葆玖均相知甚深。她的娘家是个非常有趣的京剧大家庭，父亲母亲、外公外婆、兄弟姐妹甚至堂兄堂妹均会唱戏，遇有家庭喜庆佳日，动辄在自家花园里搭个戏台，就能大小粉墨登场。她的外公还是因为唱戏而突发脑溢血去世的。她的外甥从戏校毕业后，已与杨淑芯一同执教于洛杉矶京剧艺术学校。数十年来，她一直从事梅派艺术的研究和演出，在梅派票友中享有盛誉，同时热心向青年专业和业余京剧爱好者传艺，积极促进中外京剧艺术的交流演出，现任梅兰芳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剧协梅兰芳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
聂家的故事，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祖孙四代人的沧桑经历，似是讲完了，然而又没完。这一是因为他们各自仍在创业，仍在编织着故事，二是因为他们的“抱团”。他们不象有的大家族那样，多少年来互相已“老死不相往来”了，相比之下，他们的“乡土观念”要强得多，你帮助我，我提携你，海外有人来就常有宴会，海外没人来也相互拜年。他们老老小小，至今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湖南话，当年俞扬和被日本飞机击中跳伞后，还不是一口湖南话救了他的命吗？听说聂家又有海外来人了，他们相邀到湖南老家去，虽然老家一个人也不认识了，他们却执意要去认认那片土地 ……
左图：2000年5月在聂崇彬新居聚会。前排坐者左起：瞿泽方、聂崇志、聂崇永、聂崇安、聂崇祥丈夫谭新国。中排坐者左起：瞿泽方妻胡咏华、聂崇湘。后排立者左起：聂崇良妻费南、聂崇怡、聂崇祥、聂崇安妻谢梦薇、聂崇伟、聂崇彬。如此说来，这帮湖南人，走遍天涯也没改掉湘军的脾性棗勇敢、正直、团结，又有些恋旧。但是，有更多的聂氏后人，秉承了聂氏勤、俭、严、学的家风，在改朝换代祖荫荡然无存的境况下，勤奋向学，钻研努力，建树于各行业，开枝散叶在五湖四海。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