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舊文。
我从小就不喜欢语文。原因很简单，因为学语文，离不开背书，而我非常不喜欢背书。到了初三和高中，又赶上了世间少有的荒唐事：大炼钢铁和所谓教育改革，语文课便基本上没有上。客观和主观原因加在一起，结果是我的语文程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初中水平。
对教过我语文的几个先生我倒是记得蛮清楚的。
小学里启蒙的是杨含英老师。她在我记忆中是最亲切的，从我幼儿园时代，她就是我的班主任，一直到五年级。 前几年我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我曾在病房走廊里遇到过她，那时她正在准备动眼科手术。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考语文，我得了99分，扣了的一分是因为我把唱歌的歌字的欠字旁写成了反文。那好像是刚刚进小学不久，才四、五岁，凭的是记性好，并不是我有多努力。记得那时必须练毛笔字，写作文必须用小楷。我总是搞得到处是黑墨，要喜欢也喜欢不起来。
到五年级或六年级时，杨老师当上了教导主任，我们的语文是一位讲话带杭州、绍兴口音，留着斯大林式的胡子的周（我记忆中他的名字叫周鼎夏）先生教的，他也是班主任。后来，我偶然看到过一篇文章 ，是关于假鲁迅事件的。根据我的查证，此周先生就是彼周先生。之前他在附近的惠民路小学，我们春季班变秋季班那年（惠民路小学好像也是同时并入的）他到了我上的学校，当时还住在原来惠民路小学的宿舍里。我记得曾和同学一起到他宿舍找过他，他还在床上未起，所以印象特别深。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个周老师的确是有几分像鲁迅先生的。他当时大概不可能想像，鲁迅后来被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至于周老師后来的遭遇如何，我确实不知道。不过我猜，他大概连反右运动都无法过得了关。
我能记得，初三时的教文学（文学和汉语分开的那年）的先生是严恭寅。他是个中年人，但是穿着、举止有点老古董的味道。他朗诵起古诗来那种摇头晃脑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在眼面前一样。其实，他是很认真、很专业的。从黑板上的粉笔字可以看得出他有很深的书法底子。古诗词能像他那样教，发音准确（古诗词是不能用普通话念的！）的老师现在可能很难找到了。那时，他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我的一张保留至今的学生证上我的姓名，学号就是他的笔迹。可惜，他冤死于文化大革命。我至今不懂，为什么这个社会容不得这样的好老师。
史惕若（我们私下叫他44776，是明星化工厂出的化妆品的名字）先生在我初中时是教我们英文的，据说解放前他曾经是教外国人汉语的，因此说一口颇为标准的美式英语。我的英文口语就是得益于史先生的。那时他五六十岁了，单身一人住在学校里。光头，打得一手好太极拳。年轻小伙子轻易近不了他的身。到了高中，我们语文课（没上几天），就是他教的。他上课时，总是精神焕发，声如洪钟。我那时才十三、四岁，上课坐不住，喜欢和同桌的同学说悄悄话，常常被他突然袭击，叫起来回答（我当然不知所问）问题。可惜，史先生和严先生一样，也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
高二时的语文先生兼班主任是一个退伍军人岳 鹏。据说他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小战士，后来上了师范大学的（调干生）。他讲话的声音有点沙哑，但是很健谈也很善谈，和同学们相处得也不错。但是，因为我高三没有读，和他相处的时间大概只是一、两个学期，所以记得的事太少。据其他同学说，岳先生退休在扬州。
我这前面大半辈子，没有好好学语文。后来又用了多年的英文，结果是混杂一气，英文、中文都是半吊子。现在，有时间看了点闲书，才体会到了语文功底的重要和不足。当然，后悔药是没有的，还是捡起书来，补补课。一拿着书，就常会想起教过我这些先生。
我的同学们或许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吧！
至於我所認識的周鼎夏老師，大概年青時冒充魯迅的醜聞困擾了他的一生。我們是後人，記憶中也就是一個還不錯的語文老師。對了，1928年魯迅也還沒有那麼大的名聲。歷史就是這樣。
我把能引到的比較完整的文章抄在了下面，以防不知道今後哪一天，這類非官方的文章會被下架。
当年杭州有人假冒鲁迅，鲁迅是怎么对待冒名事件的？
2018-09-25 09:29当年杭州有人假冒鲁迅，鲁迅是怎么对待冒名事件的？
文/老张在路上
前日刚购到《收获》第3期，刊有房伟先生的小说《“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房伟写的是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末杭州发生的“假鲁迅”事件为蓝本，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人的无奈和悲哀。
那么，真实的“假鲁迅”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8年1月间，，杭州的大学生当中盛传鲁迅到过杭州，有人亲眼看到他在孤山脚下曼殊和尚墓前看到他题诗。当时，鲁迅已是享有大名的作家，不是当年在杭州默默无闻的教师。这件事所以在杭州读书人中也有不小的轰动。
过了一阵子，连鲁迅在上海也知道了，他先是从叶圣陶那里听来的，接着他在1928年2月下旬，收到粉丝马湘影一封信：
树人先生：
我们自一·一〇在杭孤山别后，至今已多久没见面了。前在杭时，蒙先生允萍时常通讯及指导。但是我在杭时，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转先生，腊月廿三，萍因生活关系，没奈，回沪回家，也曾有信寄曼婻女士转先生，并又有疑问，请问，但是至今天已二月廿一号了。也未见复。不知先生究因时间关系？抑没有收到耶？使我很念。
腊月廿三回沪至家，至今已将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考上海法政女□，今已上课。但是，唉！不愿写了。如果先生收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复书。至盼。
马萍痕廿一日
来书寄上海金神父路法政大学马湘影收
鲁迅彻底迷茫了，因为近十年自己从来没有到过杭州，更谈不上指导文学女青年。
鲁迅写信托杭州的青年朋友许钦文去调查一下。结果到了孤山脚下，苏曼殊的墓前没有找到传说中那首诗。根据传闻，诗是题过的，可能被人擦掉了。许钦文他们在学生中打听，知道确实有一个叫“鲁迅”的先生在苏曼殊墓前题了这首诗。这个人就在杭州，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教书。
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也姓周，名叫鼎（或鼎夏），三十多岁摸样，脸瘦长，上唇留着短须，身上穿了白色裤褂，脚上是草鞋，手里拿着教鞭，正在上课。见面互通姓名，许钦文和同行的朋友川岛没有说自己的真名，只是说慕名拜访他，该男子看见许钦文和章廷谦来访，就向他们做自我介绍，说：“敝姓周，叫周作人，就是鲁迅！”
许、章二人强忍住笑，与他虚与委蛇，看到了此人许多拙劣的表演。此人反反复复向许、章说：“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
还说自己之所以在乡下教书，是因为看不惯有些人的言行，到乡下来躲个清静，怀才不遇才隐居教小学生。又说自己写过一本《彷徨》的小说，虽然销了8万多册，但自己不满意，要另外写一本。鲁迅还写过别的什么，就说不上来了。
谈话时，此人嘴里虽滔滔不绝，却目光发直，眼睛四面乱看，指手画脚，想当然地做出一些他认为鲁迅应该有的手势。还叫他们两个以后再去，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他乐于知道。川岛他们的感觉是此人神经不正常。
鲁迅得在实情后，3月27日，就这件事写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声明全文如下：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M女士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两礼拜前，蒙M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但M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师坟旁的四句诗：
“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 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这篇启事后来收入鲁迅杂文集《三闲集》。许钦文几个朋友则托人告诉杭州教育局的负责人，请他转告那个假鲁迅不要再装下去了。
此后，鲁迅没有再提此事。而那个假冒鲁迅的人，似乎也销声匿迹了。
今天可记的此事后续情节是：
据纪维周《周鼎夏冒充鲁迅轶事》中引老画家胡亚光的说法，周鼎夏是胡亚光的表兄，而且年轻时经常去胡家聊天吃饭，胡亚光的一位内兄还曾住在周鼎夏卧室隔壁。胡亚光出身名门，系胡雪岩曾孙，其母为戴熙、戴用柏之后。
无论周鼎夏在他的小学校园里痴人说梦了多久，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四处招摇。刚哄骗了天真的马湘影，不足三个月就被公之于众，他也没有继续对公众行骗的机会了。
另据施建伟《“假鲁迅”其人其事》的记载，周鼎夏五十年代在上海惠民路小学和霍山路小学任教，健谈但“近于夸夸其谈”，曾模仿斯大林，但“没有其他特别反常的迹象，所以，大家不知道他有精神病”。
鲁迅在从马湘影处得知周鼎夏冒充自己的确切消息后，没有直接写启事，而是请许钦文、川岛在杭州调查。说明鲁迅是谨慎处理此事的，而且，鲁迅的《启事》自称“在上海的鲁迅”，并不否认“另有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而且也并没有大骂“假鲁迅”。鲁迅的《启示》一文，嘲讽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果鲁迅知道周鼎夏有精神病，为以免其他青年上当，或许还会写启事，但以鲁迅悲天悯人的情怀，文辞或能更婉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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