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信息留存
-
空
Ecclesiastes 原文該是猶太文的。
它詮釋了一個空字。我勸我自己，該看透了。
Nothing is better for a man under the sun than to eat and drink and be glad
。。。传道书对应的英文：Ecclesiastes。
《传道书》没有署名，作者自称为 The Teacher，是大卫王（King David）的儿子，当时在耶路撒冷作王。圣经学者认为，符合这些描述的人非所罗门王（King Solomon）莫属。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是如响当当的以色列王，在圣经中多有记载。但作者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让我们来看内容。
手头上的这部圣经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中英文对照版。《传道书》共12节，区区不过16页。这是开头几行：
“Meaningless! Meaningless!”
says the Teacher.
“Utterly meaningless!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为了对照，我特意查看了圣经的另一个、更流行的版本：King James Version。在该版本里，虚空的英文是 vanity； Teacher 成了 Preacher。抄录开头几句，以便与前面的版本做比较：
Vanity of vanities,
saith the Preacher,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喔，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这样的文字出现在圣经里，真是没想到，也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停地劳作和忙碌。有人积累财富，有人寻求智慧，有人追求享乐，有人想出人头地；有人睿智，有人愚蠢；有人成为富翁，有人沦落为乞丐；有人康健，有人孱弱；有人长寿，有人夭折。
So what? 到头来都是不免一死。太阳依然光耀，地球照转不误。这人间一切的忙碌和追求，又有什么意义呢？
传道师贵为一国之王，令人垂涎的东西，包括财富、享乐、权利、智慧和地位，他应有尽有。可是，面对这一切，传道师喟然长叹：这一切的一切皆是虚空，没有任何意义，就跟追风（a chasing after the wind）一样。
传道师算是看透了，读下去，他会进一步告诉我们：
Wisdom is meaningless
Pleasures are meaningless
Riches are meaningless
Toil is meaningless
Advancement is meaningless总之，凡事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虚空。这与佛教的《心经》的“五蕴皆空”如出一辙。但佛教还强调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传道书》在这一点也很悲观—好人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也不一定有恶果，这世界实在是很不公平。对此，传道师十分感慨和无奈：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meaningless that occurs on earth: righteous men who get who what the wicked deserve, and wicked men who get what the righteous men deserve. This too, I say, is meaningless.”
如果一切都毫无意义，凡事皆虚空，没人能整明白太阳底下的事儿，那人们应该咋办呢？传道师给出了答案:
“So I commend the enjoyment of life, because nothing is better for a man under the sun than to eat and drink and be glad. Then joy will accompany him in his work all the days of the life God has given him under the sun.”
啊哈，管他虚空不虚空，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玩就玩，该享乐就享乐。Eat, drink, and be merry，及时行乐，享受人生。其他的一切, 都交给上帝他老人家吧。深奥的人生哲理就别去想了，反正也整不明白。
。。。
-
沉思
不讓人們說，不等於沒有人想。
吴道平：莫斯科运河上的沉思
一
2019年莫斯科秋日的一个下午，游轮Truvor号缓缓离开码头，沿着莫斯科河向著名的伏尔加河驶去。
这是莫斯科最美的秋季。 秋日柔和的阳光洒在绿水上，闪光点点；向两岸望去，是延绵不断的草地和已经被点染了斑斑红色、棕色、黄色的森林，林中露出一栋栋别墅的围墙与屋顶，有时还能看到蒜头形状的教堂尖顶，红色、金色、蓝色……五彩缤纷。偶尔还能看到岸边坐着钓客在静静地望着水面，似乎对从眼前驶过的游轮、被游轮搅动水波视而不见。莫斯科喧嚣的繁华一下子被大自然的静谧、清新、平和取代了。
好一派岁月静好的秋色！
这时，船上的导游通过广播告诉游客们，我们正在离开莫斯科河，进入连接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的莫斯科运河。
二
看起来这条运河和莫斯科河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两岸修筑得比较整齐而已。接下来导游的一番话，却使得我惊心动魄。
这条仅仅长128.1公里，宽也不过百米的运河，连接了俄国的里海、波罗的海、白海、黑海和亚速海，因此被称为“五海之港”。有这么一条运河，运输货物，调动军队就增加了很大的便利。对一个历史上不断扩张的帝国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历代沙皇也对这条运河梦寐以求。然而，他们都无法实现那个梦想。原因很清楚：建这么一条运河需要巨大的人力与财力，超出了俄帝国的国力。历代沙皇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在苏维埃制度下，斯大林做到了，而且仅仅用了5年时间，从1932年开工，到1937年就告完成。他是怎么做到的？
方法也很简单。他下令动用60万政治犯，以秘密警察领导人伯尔曼(Matvei Berman)主持开挖工作。
作为古拉格的首领，伯尔曼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对那些企图逃跑或怠工的犯人，有权随时枪决。
在无情的铁腕之下，在超出人能忍受的高强度劳动中，大批犯人死亡在工地上。死亡人数，就和中国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一样，至今没有确切统计。 苏联官方只承认有22,842死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疾病。当代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缩小了，而且没有把被枪毙的囚犯统计在内。当代有些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不断死亡，不断补充)。导游则说，估计死亡率是工地人员的百分之二十！
真是尸骨累累啊！
别说囚犯们了，就连负责监督、管理运河建设工程的官员，都处于高度恐怖之下。一次斯大林在秘密警察领导人雅格达(Genrikh Yagoda)陪同下视察运河工程，发现许多囚犯在赤足工作，即当场下令枪毙负责物质供应的几个官员，罪名是没有为囚犯们提供足够的靴子。
实际上，由于囚犯不断大量死亡、不断从各个古拉格送来新的囚犯以补充劳动力，当时的苏联生产能力已经无法为囚犯们提供足够的物资。
刽子手下场也很悲惨：亚格达、伯尔曼分别在1938、1939年被斯大林枪毙，比那些被他们迫害致死的囚犯们，也不过多活了三五年。
原来这绿水掩盖的是如山尸骨和血海！
三
导游在讲述这段故事时，语调低沉，缓慢，沉痛。没有骄傲，没有自豪，没有对这一“伟大”工程、对俄罗斯人几百年梦想实现的赞扬，有的只是对他们祖先所遭受的苦难的悲哀。
但具体到像莫斯科运河这样的工程，作为一个旅行者，也是傍观者，就可能与俄国民众产生不同的评价：这么一条重要的交通水道，连接了俄国的重要的海与河流，在军事、交通、经济上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二战时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帮助苏军成功击退了德军的进攻，难道不值得为俄罗斯人所自豪？至于说为此死了几万或几十万人，那是暴行，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设想一下，要是按部就班按照经济、人道的原则去建设，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如果拖到二战爆发还没有建成，那岂不是要给莫斯科保卫战造成很多困难，或许还要多死成千上万的人？代价巨大，但难道不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吗？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不是体现了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吗？
我想，上面这段作为旁观者的感想，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赞同。
然而，支撑这种想法背后的原则，体现出的价值观，却让我不寒而栗！
四
这是一种在中国行之已久的历史观、价值观：为了历史长期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或某一部分人的长远利益，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牺牲，包括牺牲个人、家庭、某些群体的幸福和生命, 甚至需要杀戮那些有碍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和群体。为了这个目的，强制一部分人牺牲具有合理性；由于人的私心存在，强制甚至是必须的，因为那是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了历史的进步。
因此，嬴政为了统一，杀戮数百万人，虽然残酷，但还是合理的、进步的；烧毁书籍，坑杀儒生，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从长远历史来看，也具有合理性。强制数十万人修长城，死人无数，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无可非议。杨广开大运河永济渠，数十万人妻离子散，反人道的工作环境造成挖河工长期浸在水中，“自腰以下，无不生蛆，役死者达十之三四”。但大运河建成后，对经济贡献巨大，因此人民的痛苦是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等等。
这就是我自小就听官方反复宣讲、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历史观、价值观。我把这种历史观、价值观概括为“为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利益，需要强制一部分人作出的牺牲、甚至杀戮一部分人”，简称“强制牺牲”原则。
请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原则是否能接受？
试想一下，如果把这种历史观、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推广，造成的灾难将远大于修长城、开大运河、开莫斯科运河。比如，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设想。
众所周知，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国家长期入不敷出，积累了约28多万亿、超过一年GDP的财政赤字。从目前美国经济所能达到的水平来看，一方面要应付国际上日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面对国内选民扩大福利支出的要求，降低财政赤字简直就是梦想。能够维持国家不破产就是理想的结果了。
有没有解决办法？当然有，而且很简单，但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学术理论敢于提出这种办法，更不用说是实行了。
这个办法就是，把全国的养老院改变成安乐死中心，对全国数千万已经基本无生产能力，靠社安金、老人医疗保险(Medicare)生活的老人实行安乐死。让老人们为国家、为后代作出牺牲。这样，每年可以省下1.06万亿的社安金(2018年数字)，7760亿的老人医保支出（2020年数字），减少大约70,000名政府雇员。每年节约开支将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正常年的2019年，美国联邦预算是4.42万亿美元，可以省下45%左右的开支!
这样一来，不仅国家预算不会再有赤字，现有的国家债务也可以在十多年内还清！这不仅对美国，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
但为什么没有人提倡这么做？这不是完全符合很多人至今信奉的“强制牺牲”原则以及体现在这一原则后面的价值观吗？
因为我们是人。是人，就必须以人道作为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只要是人类社会，就不允许按照功利原则作出反人道的行为！除了在极少数面临生死存亡的特殊情境下(下文将对这一情境作出界定)，多数人、国家、民族、长远的利益，都不允许成为强制牺牲、杀戮少部分人的理由！
五
我这么说，马上就会有人说，你这是把某种原则推行到极端，因此成为荒谬。
是的，上述讨论确实是把那个原则推行到极端，以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这一设想，更不用说实施了。
但是，请想一下，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在所谓“合理”和“极端”之间的界限，由谁来决定？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机制可以限制专制者把那个界限任意改变、扩大到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程度？
请注意下面这些史实，看看一个疯狂的独裁者是否有可能把上述原则推向极端。
在上世纪国共东北战争中，毛泽东、林彪在东北长春之战中，为了给守军造成负担，以武力制止长春断粮的老百姓出城求生，有意识地活活饿死数十万长春老百姓。这还是几十万人的事情，毛还准备牺牲几亿人来实现他的狂想！
1957年11月18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下面的言论：“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Khrushchev, p.436,458 ）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死3亿人不算什么？休息的时候与会者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总统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y)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毛的发言吓倒了一片人。（注）
后来在晚宴上，毛又提起了核大战的话题。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毛说，“毛泽东同志啊，有多少意大利人会挺得过核子大战啊？”毛冷冷地说，“一个都不剩。你为什么觉得意大利人对人类而言重要呢？”（Pantsov, p.445-446）事实上，在这之前，毛就已经对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Carl-Johan Sundstrom）说过类似的话。
在专制之下，一旦那种原则实行起来，就没有力量来阻止它被延伸到极端！
六
话说到这里，恐怕谁也难以假装看不见，一个独裁者会把“牺牲论”推向极端。不过，总还会有人做下面这种设想：独裁者以牺牲普通老百姓来成就自己的狂想，如果成为独裁者阵营中的一员，就可以避免了。有这种想法，可以说是太天真、太无知了。我再引用一段史实。
1934年10月，红军在国军的围剿之下，无法在江西存身，被迫向西逃窜。后来成为中共副总长、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当时才十多岁。他参与了退出江西的准备工作，掌握了机密。一天，他忽然被中共的特务机关，所谓“国家政治保卫局”绑了起来，向他出示了由局长邓发签发的命令，要将其处决，理由是担心他逃跑而泄漏机密。
幸亏在拉他去处决的路上，碰到了周恩来和邱的上司叶季壮。邱喊冤求救，周、叶为他说了话，才保下一命。而许多参与准备逃窜工作，比如埋藏抢来的金银财宝、文件的红军战士，就是在“保密”的理由下被处决了（邱会作 2011, p.41. ）。邱会作说，后来他终身感激周恩来，但也没有忘记提到，这杀（自己）人灭口的命令，也是作为中共、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参与制定的！（文章未直说，提到杀人魔王邓发向周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显然周恩来与“老规矩”脱不了关系。）
因此，即使你永远站在统治者这一边，永远是独裁者的帮凶，你怎么能肯定你不会成为遇不到周恩来的邱会作？更不用说，有时碰到他也无用：当时有数百名被审查的中共干部、红军指战员，就是这个周恩来下令全部处决，以免成为逃跑时的负担。
七
或者要质问：照你这么说，任何人不得被强制牺牲，根本行不通。试问，如果坚持不强制牺牲，战争时还有谁去打仗？
这是任何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处在无法避免、当下致命危险的时候，作为国家政权当然有合理理由强制一部分人做出牺牲。比如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整个国家、甚至西欧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用堆土去封闭电站，他们中很多将因辐射而死亡、至少是留下严重病症。这成千上万的人之中，一定有大比例的人是被强制的。苏联的卫国战争，上千万人参军作战，一定也有大量是非自愿的；以色列、韩国由于人口数量小，强制青年必须服兵役，以色列甚至规定女青年也要当兵，这些都是国家强制的例子。
但这种强制，与长城、大运河、莫斯科运河、长春之战、准备牺牲一半人打核大战等有根本不同。
首先，核电站泄漏、服兵役都是在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是当下的，容不得迟疑。
其次，这种强制是无其他选择的：没有任何其他方法、途径可以替代。
因此，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团体来说，“强制牺牲”的合理性有两条不允许逾越的基本条件：
1. 人类、国家、民族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而且这种危险是当下、现实的，不是将来可能的。
2. “强制牺牲”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唯一办法。
显然，长城、大运河、莫斯科运河、历史上的历次开边、征服，东北的长春之战、“核大战”都不符合这些条件
我把上面两个条件称为“合理性条件”。
事实上，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来说，还必须符合下面的条件：
3. 这种强制必须是法律允许的，其范围不得由个别人、某个政党或团体任意扩大。
4. 提出、实施“强迫牺牲”的人或团体，自身不得豁免。
这两个条件可以称为“合法性条件”。
合法性条件，对专制国家来说，当然是笑话。但即使是专制国家如苏联，中国，其突破了合理性条件的行为，也不值得歌颂。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相信、赞赏“强制牺牲”以实现“伟大目标”的人之中，大多数却是潜在的被牺牲者。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在那种原则的之下，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危险？难道他们没有看到提倡那种原则的人，永远不会是被强迫牺牲的人群？
你们见到过牺牲自己去求“进步”“国家长远利益”的专制统治者吗？
八
在俄国另一条用囚犯开挖的运河，白海运河河岸上，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是：
献给那些在1931-1933年间，为建设这条运河而死亡的无辜的人们
我钦佩俄罗斯民众， 他们虽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到底头脑清醒，不会把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上的工程作为国家的骄傲。他们对卫国战争的胜利非常自豪，至今谈论起来如数家珍；对牺牲在战场上的英雄们至今在纪念、尊敬。在雅罗斯拉韦尔卫国战争纪念碑前有永不熄灭的火，和一束束鲜花。那些前来向英雄们致敬的民众，同样没有忘记告诉我们，纪念碑后面的殉道大教堂(Assumption Cathedral)是被苏共拆毁, 最近由私人出资重建的。他们对国家的强制，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没有被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
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为了所谓“建功立业”而实行的杀戮、强制牺牲平民百姓。被许多人至今歌颂的铁木真远征亚欧，杀戮数百万，焚毁无数城市、乡镇，毁灭许多文化。清代专制帝王弘历、实际掌控国家大权的叶赫那拉氏就曾发兵准格尔、新疆回部，以那些地方的民族反叛天朝、维护国家统一为借口，发兵镇压，结果是种族灭绝，大量无辜的蒙古、陕西、新疆人被牺牲：某些部落成年男性全部杀光、女性为奴、男性幼童阉割充太监！希特勒消灭到犹太人、斯拉夫人，毛泽东肉体灭绝了百万乡村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消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理由，无一例外是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至今那些潜在的被杀戮、被牺牲的人之中，歌颂那些“伟业”的声音此起彼伏！
请学习俄罗斯人的清醒与理性：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赵国将士，请不要歌颂嬴政的统一；
如果你不愿意做长城下哭泣的孟姜女，你不愿意成为大运河中肉体生蛆的河工，请不要歌颂这些“伟大”工程；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被蒙古人杀掉的亚、欧民众，不愿意自己的家园被焚毁，请不要歌颂所谓“一代天骄”；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准格尔部、陕西、新疆回部被杀的男人、被作为奴隶的女人、被阉割的男童，请不要歌颂弘历的武功，左宗棠的征服；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被强迫劳动的古拉格囚犯，请不要歌颂莫斯科运河；
如果你不想被围在长春城而饿死，请不要歌颂东北之战；
如果你不愿意成为长津湖边被冻成“冰雕”的战士，请不要歌颂共军在朝鲜的所谓“光荣”牺牲……。
因为，那种给嬴政、杨广、铁木真、弘历、叶赫那拉氏、左宗棠、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增添“光彩”（其实是罪恶）的，所谓“得到长期进步性”的大历史，与你无关！你只能活过一段具体的历史片段；或许与你的后代也无关，因为你可能在没有留下后代时就被牺牲了。与你有关的，只是被强加在你身上的痛苦。“生年不满百”，你要“常怀千岁忧”，那是你高尚。但你那种高尚，十之八九要被专制者利用来实现他们卑鄙的目的。
因为，歌颂他人被强制的牺牲，起码是一种虚伪、冷血，除非你自己带头去牺牲。
因为，历史上的事情虽然已经对你无关痛痒，只要那种原则仍在，而你又无法控制那种原则的实行范围，或迟或早，你或者你的子孙，将会成为以某种理由被强制的牺牲品。
如果你是那种手握权势，认为自身及子孙永远在被牺牲的群体之外、永远有权决定强制实施范围人群中的一员，希望我上面的论述可以唤起你的良知；如果你已经堕落到禽兽不如，嘲笑良知、人道主义，我只能告诉你，人世间从未出现过永远掌握他人命运的群体，你创造不了奇迹。东汉能废立皇帝的霍光最后被满门抄斩，权势大到如刘少奇，也还有拿出那被他践踏得成为废纸的《宪法》呼唤法律的一天。到那种地步，你恐怕才肯承认下面的简单道理，但后悔已迟：
唯一能够保障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安全度过一生的，不是权势、不是所谓具有长期合理性的“大历史”，而是最基本的人的良知、人道主义，以及建立在良知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法律保障！
注 这个发言，中苏方面都曾经保密。1963年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中共当然不肯认可毛的这段讲话，说是来源于《赫鲁晓夫回忆录》，不可靠。
但是，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根据的不是赫鲁晓夫的回忆，而是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为慎重起见，他当面问过当时毛的翻译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李越然说没有，就是按照毛说一句他翻一句(沈志华：“毛泽东访苏逸闻”，《中苏关系史纲》第220-221页)。
后来，中共中央编辑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上面这段话的措辞有改变—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毛的讲话在由御用学者整理成文的时候，会做修改，删掉那些对中共不利的极端言论：
“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本质上，和原始记录稿没有根本不同，这可是中共的官方文件。）
下面这段故事，因未查到原始出处，没有收入正文：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苏联代表时，曾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 “如果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视，由我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打常规战使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假装败退把美军引向中国内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部队。这时请苏联向中国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上。这样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
赫鲁晓夫吓了一大跳，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说对中国人民的牺牲太大了。毛泽东说：“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当时中国统计人口是六亿）李志绥的回忆录中有类似的记载。
参考文献
Khrushchev（赫鲁晓夫）, Nikita (2007)，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3, Translated by George Shriver,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Park, PA
Pantsov, Alexander V.(2007),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 New York, NY
邱会作（2011）,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