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家的故事 之三

副題 – 我的外公 黃甲三 (鼎)

在我母亲三岁时,外公回到家乡探亲。这次他准备带妻女去南洋,却不幸染上伤寒不治而故。

外公 黄甲三

这是我母亲生前保存的外公留下的唯一的照片。

当然,因此我父母以后才会在高中同学,以后才会有我们兄弟姐妹。

我外公大学毕业后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中华学校任教师、校长。
我找到了一篇提到他的文章。

原文我是在: http://seekiancheah.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8871.html 找到的,現在已經消失了。

有关的一段如下:
1920年3月15日,领事戴淑原通告华校,奉教育部令,从本年秋季开始在华校的一二年级改授语体文。就在同年的四五月份,在槟城中华学校和碧如女学校同时一度发生风潮,而这两所学校在起初都是由客家人发起创办,而且也较早采用国语教学,聘任的师资也多是外省籍教员。据邝国详引述当时侨社领袖陈新政的言论,中华学校的风潮缘于当时的校长黄甲三(江苏人)以瞒骗的罪名开除福建籍的陈姓学生,而引来众多指责和谩骂之声,于是校长向董事会提出辞职,校内其他六位外省籍的老师也随之提出辞职。

[50]5月14日《槟城新报》的评论文章就认为是江苏籍的老师以辞职要挟校董以图确保校长职务。

[51]戴淑原在了解情况后,“即派杨君瑞廷代理校务,并请教员兼课代课,一面驰函内地聘请教员”,以维持中华学校运转。

[52]此之后,中华学校十四位学生又以“中华学生上领事书”为题,在《槟城新报》上称“窃以本校校长暨教师,自接任以来对校内一切事务,锐意进行,而生等得叼时雨之花,获益匪浅”,呼吁领事切勿更换校长和老师。

身为福建人的陈新政这样评论风潮,“风闻近日竟有人倡教师为闽粤主义者,以吾国今日之教育,极吾国人之心力,尚恐教育未能普及,何提倡此闽粤主义者之癫狂如是也?[53]”《槟城新报》也以“予之大闽粤主义与大江苏主义观”为题对风潮进行这样的评论:

自黄炎培活动于南洋群岛,江苏教员之势力逐渐扩充,其间科学完全、品行纯粹者虽不乏人,而性质不良、教授不善者亦复不少,故言江苏教员者亦未可一概论也。尔来本屿学潮澎湃,中竟有所谓大江苏主义与大闽粤主义者,就表面上观之,似江苏教员与闽粤教员已成水炭,势不两立。究其实不外一二不安其位之教师特造作此骇人听闻之语,以为运动之具而保全其饭碗计耳。不然记者亦学界之一分子,何绝未闻有此消息耶。记者今敢下一断语曰:苟其人可以为师,无论江苏也,闽粤也,皆可充任;苟其人不可以为师,即乡党宗族亦不可泛聘。鉴别教师之良否,其责任果特□□,是则不能不有望于我管学之领事。[54]

正如《槟城新报》记者所分析的,大江苏主义与大闽粤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是部分人制造出来的风潮,但既然少数人能够借机制造出如此大的运动,可见在当时的槟城华人社会的确存在着产生闽粤主义和江苏主义对立的土壤。此次学潮正是国家整合与地域利益发生冲突的产物,当作为国家建设的国语推广、筹款活动触动到原有地域主义的具体利益时,就会有人去制造或者使潜在的这种国家与地域对立的意识表面化,并借助其他同样感觉到利益受损者的支援,将不满借助某一事件发泄出来。1920年学潮正是囯族观念和国家权力逐步扩充到槟城社会,引起地域主义挑战和抗争的表现。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外公还曾牵涉到了和当地人的纠纷里。事情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细节我们无法了解。但是,风潮的起因显然不在老师一方,而校长处理有瞒骗行为的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应该的。至于有没有到非开除不可的程度,谁知道呢。

外公自國立南京高等師範毕业应该在1918年。我母亲出生後不久就去了南洋。以上是我能找到的关于外公的唯一的资料。

我的太外公,黃汝成(種棠),是中医,曾經是著名的揚州中學前身,江蘇省省立八中的校醫。据已经九十多岁的舅舅(我母亲的堂弟)回忆,家里曾有皇上的封号(母亲的曾祖父)做過揚州鹽運使,外婆作为长孫媳也保留过宫里的一个赠品。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随着辛亥革命,皇帝被推翻了,开始了民国。外公和他的四个弟弟,都进了新式的学堂,也没有继承家学而行医。我这个外孙也成了不信中医的“叛逆”。

我外公和五叔公(黄泰)都是大学毕业当了老师的。五叔公是扬州中学蛮有名气的数学老师,也當過校長。

我母親這一輩子(確切地說,自解放後起),一直背著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這個沉重的包袱。其實,她的祖父是醫生,父親黃鼎(字甲三)大學畢業就被派到現在稱為馬來西亞的檳榔嶼的中華學校擔任教師和校長。她和她的當過有著巴魯圖稱號的揚州鹽運使的曾祖父隔了三代了。

我想我母親在世時,背着的包袱裡還有一個重物是和世傑舅舅在抗戰勝利後到光復了的台灣工作,而在大陸解放時留在了台灣有關的。舅舅學的是水利,在台灣一直從事技術工作,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職業。而這種情況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專用名詞:海外關係。

無論如何,在解放後的三、四十年裡,類似我父母這樣家庭“出身不好”的大、小知識分子的境遇,普遍得很。但是,我父母一直背著的思想包袱的確是非常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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