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當中,往往可以看到以往愚民政策(執政者自然不會自己這樣說)的實例。
在所謂的文革和文革以前,心理學,除了老大哥那裏的一個叫巴甫洛夫的學說(沾邊嗎?)外,是不能提的,因爲是資產階級的“僞”科學。在老百姓當中,鮮有人知神經病和精神病的區別。在北京,都知道安定醫院是關精神病人的。但是,那時心理或者神經有毛病的人也不少,可惜他們卻得不到承認和治療。請問這是不是愚昧的表現呢?
從思想方法來說,對於個例,代表的是多數還是少數?佔了多大比例?這些問題少有人問,或許是有的想問的人不敢問。至今有許多“藥”理就是建立在個例的基礎之上的。還有一些以專家自居的人,爲了政治上的或商業上的目的,也在這樣做。至於作爲病人和家屬的人們,如果也相信了這種和科學不沾邊的“理”,那就一定是和愚昧有關係的。
今天,讀了Marc Siegel 醫生寫的《COVID THE POLITICS OF FEAR AND THE POWER OF SCIENCE》,想到了愚昧這個題目和上面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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