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sheng

一個普通人妄談什麼辭舊迎新？

還是談點具體的。俗話講，過一年，少一年。往前看，還有十年？十五年？但願如此。就算是十五年，二十年，時間還是不多了！

過去的一年，有一些值得記錄的事：防疫針打了三針，還加上每年都打的防感冒的一針。耳朵聽力下降不少，牙掉了兩個，吃東西開始覺得非常不便了。

其實，我是個名不經傳的小民。真好在是個小民，“大”事情倒反而看得更清楚，比大人物看得更清楚。

譬如：

第一，的確有人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掩蓋病毒的起源，並故意散布假消息。
第二，美國的領導防疫不力，不過這是和政府的權力沒有其他國家那麼大有關的。美國的許多百姓並不喜歡政府有太大的權力。
第三，對現今的“戰狼”們有一句簡單的忠告（當然還得看是否輪得到我等小民說話）：無論什麼事情都得讓其他人評說，各種意見都得讓說。不讓人說的人，自己是孤立的。

上面第三點本是不該小民來議的大事，不過的確是實在看不過去了，還想再加上一句：

有一種說法：以前是因爲國家經濟弱，所以沒有話語權。其實以往並不是因爲經濟弱而沒人讓說話，話也沒見少說，只是聽的人很少卻是真的。現在，經濟強了，說話也隨着狠了起來。如此，聽的人也不見得會多，反感的人多了是一定的。可別弄錯，爲了眼前的商業利益，當面說好話的人好像多了些，但這並不說明說話的人多佔了多少理。國家之間，公司之間，人之間的關系，最終靠的都是要講理。講理不需要放狠話。只要有理，聲音大小，強弱，效果一樣。

辭舊迎新，小人議大事，下不爲例。

(more…)

有個俗語，指有些人自己說自已是最好的：王婆賣瓜。

如果只是賣瓜，即使誇過頭了，關系並不大。現在這種現象在有些不講究信譽的地方的商業廣告當中相當普遍。當然，採用誇大的廣告多了，時間長了會讓消費者對商家不信任，影響到銷路。但是，那些追求眼前利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商家仍然樂此不疲。

政治上的自賣自誇，也很普遍。不過，政治人物若不講究信譽，誇自己誇得過頭了，一定會適得其反，失去人民的支持。

下面的文章，是有名的領導講話。現在來看，就像是看滑稽戲。

(more…)

作家們出版了書，當然應該留意市場的反應。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網上讀者的留言和評分成了像Amazon 這樣的網上書店書籍廣告的主要手段。真正的好書，好評自然是多數。這也比較公平。

作爲讀者，在浩瀚的書海裏挑書看，這些書評是選擇的主要參考標準之一。我就經常在選書時，參考我能收集到的書評。

現在，有所謂網軍，由書商或作者出血，僱傭網軍做假評的，和其他商品的情況差不多。但是，書畢竟是比較高雅的商品，造假評的好像不多。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市場，對某些書只許說好，不能說差，這就改變了市場的慣例。

這恐怕就是最近 Amazon 在有些地方改變策略的原因。Amazon 願意怎麼做，我們都無話說。但是，書的好壞，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來鑑別。在這裏，很多人都喜歡看書，一有時間就會選擇自己認爲好的，感興趣的書來看。

只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只讓說好，不能說差的書，不如可以隨意被評論的而且大多數是好評的書那麼好。

什麼是好的譯文？以前有信達雅的說法。除了雅是指譯文的文學水平外，信和達，是指要把原著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傳達給讀者。譯文，從實用的角度來看，信和達最重要。

現今中文的譯著，不可謂不多。其中哪些是好的，各人政治立場不同，評論會不同。但是，有不忠於原著的，雅則雅矣，當然不能說是好譯文。或許這樣的作者還不如說是文章是自己寫的。更有甚者，還有故意刪節原文，歪曲原意的。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Iris Chang 著的《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書的中文譯本《蚕丝—钱学森传》，特別是該書的後半部。這樣的做法，我看是故意的。一本本不錯的書，就這樣變成了宣傳品。

當下中文網站報道的信息當中譯文佔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其中重要的信息千萬不要只看譯文，否則太容易被誤導了。

比我們老一代的，以及和我們同一代的人們當中，有文化的人，大多有早上讀報紙上新聞的習慣。

那時報紙是新聞投遞的主要手段。

後來，收音機普及，電臺廣播逐漸佔了新聞投遞的一席之地。電臺的新聞，不僅識字的人能看。許多有足夠常識的文盲也能聽懂一些。電視的普及更改變了這個局面。許多人早上一邊早餐一邊看早新聞。電視臺一般在晚上還有更全面的新聞廣播。

再後來，互聯網以及智能手機的出現又改變了這個局面。人們對信息的渴求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滿足。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要好好思考一下這個題目：新聞的真實性。

現在的新聞“市場”，其實非常混亂。

首當其衝的是廣告、宣傳（政治廣告）和新聞的混雜。新聞本來應該是以報道發生了什麼爲主的。但是，現在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幾乎讓人們忘記了正在發生的真實事件。

再就是假消息泛濫。

我每天早上要瀏覽一些新聞網站。讓人很失望的是在衆多的中文網站裏很難找到令人滿意的。如果你像我一樣，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而不喜歡被商業或政治利益所蒙蔽，那也真要花時間好好挑一下。

此文說出了我很久想說的話。歷史上的侵略者，也是侵略者。

大辫子戏的情结
作者：瀑川

中国人民的四个伟大毛泽东热衷于运动治国，今天打一批，明天杀一拨，依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把七亿人民调教得服服帖帖，诚惶诚恐。最后以历时十年的文革把中国推向经济、道德和人伦的边缘。有知识的被劳动改造，无知识的四人帮们却颐指气使。他老人家在人之将亡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七八年再搞一次，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其言也善”。

三下三上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副主席看到了中华的病灶，不得不收回曾经许下的永不诺言，依仗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威望，翻云覆雨，开了一副治标不治本的猛药。改革开放用来治标，四个坚持用来固本。这药确实有效，把国家的穷病治好了。用了三十多年，GDP直追美国，高楼、公路，快车，飞船让你看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遗憾的是治标不治本，中华巨人成了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畸形巨人。这条细腿就是封建专制。

像美国上市的新药一样，除了治病之外，还会有许多副作用。令人吃惊的是邓大人的药方所带来的副作用几乎超过了它所能达到的疗效。这些副作用包括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弄虚作假，哄抬市价，以及权力世袭。然而还有一个人们觉察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大辫子文化的腐蚀和传播。中国自周秦以来，经有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几大皇朝。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失去民族骨气的文人却对大清国（不是中国）情有独钟，对大清的颂扬超过任何一朝，甚至超过辛亥革命。令人惑然不解的是冷血衙门中宣部却对大辫子戏网开一面，一路绿灯，保驾送行。

满清大业的引路人就是汉奸吴三桂、洪承畴，清朝一开始就是一部汉奸卖国的历史。愚蛮不化嗜血成性的鞑子进关后，对汉人大开杀戒。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千上万的汉人死于刀剑之下，这些史实乃是有识之士永远抹不去的耻辱。他们强迫汉人着满服，留辫子，列入二等公民。如果说蒙元强占了华夏，那么满清则奴化了中国。非战争死亡的百姓要超过历代任何一朝。一个由三皇五帝开创的中华大地，被汉奸送与强盗之手，国土沦陷，万民涂炭。令人不解的是100年后居然还有一群无耻文人，一而再，再而三，颂扬侵略者，颂扬奴隶主，颂扬那群拿着鞭子驱赶着他们的前辈的八旗悍匪。良心何在，道义何存？

从80年代末开始，大辫子戏开始涌上舞台，《努尔哈赤》把一个强盗之国的酋长描述为开天辟地的伟人，小燕子把乾隆当作慈爱的父亲，至于纪晓岚、刘罗锅则整个是一群摇尾乞怜的哈巴狗，成天变着心思去讨好主人。把那些只会骑马涉猎的蛮夷歌颂为中华最伟大的皇帝，把那些设立文字狱捕杀知识分子的清廷描绘成体恤民情的圣主，把中国被外族灭亡的黑暗时期歌颂为历史上最光明的盛世。不知道这些文人，是喝了过量的摇头丸，还是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他们竟然麻醉到如此的地步，他们竟然无知到这样的程度。这些无良编导的祖宗被奸污了，他们却说，奸污的舒服。这些无良编导的祖宗被抢劫了，他们却说，抢劫的漂亮。这些无良编导的祖宗被杀害了，他们却说，杀害的利落。中国正在用百姓的钱财，培育和支持着一群无耻卖国的文艺战士，任他们毒害着新生的一代。让后人把大辫子和黄袍马褂误认为民族的祖宗，把打千请安当成中华民族的礼仪。难怪爱新觉罗的后人还在梦想着恢复帝制，大辫子戏不是已经为清廷平反昭雪。

如果列举历代皇朝对中国的危害，清朝则是罪魁祸首。17世纪，世界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文明，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萌芽已经在欧洲破土。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被一个愚蛮落后的民族占领、奴化。侵略者更加感兴趣的是拾起已经落伍的封建遗产。借助武力和镇压，他们强化了本来应当被取代的过时的社会制度。满清的介入使中国在欧洲前进的时期后退了，拉大了距离，为后来的挨打受罚和半殖民地拉开了序幕。东亚睡狮也好，东亚病夫也罢，始作俑者就是满清。

清朝的皇帝羡慕中国的文字和诗词，于是豢养了一批文人成天吟诗作对，撰写歌颂皇权伟业的文章，和溜须拍马的万寿无疆赋。这些文人成了统治者的附庸和宠物，没有思想，没有气节，没有道德。在开创新文化新文明的时代，这些文人被统治者套上锁链，束缚了手脚，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放弃了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历史 使命。

满清政府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超过历代。跑马圈地，与民争利。他们不会农耕，只会争杀，除了剥夺百姓，别无他能。满清政府的官员贪污腐化，大量搜刮民财。皇帝与王爷门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老百姓却不得温饱，农民起义不断，难道这就是盛世。到了慈禧的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和东边日本的蠢蠢语动，她却一天吃掉200两银子，用北洋水师的经费修建花园。对这样的朝代歌功颂德，那些文人和编导们哪里还有一点民族的良心。

最可恨的就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屈辱求和。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群起反抗的人民，杀人无数，血流成河。到了1840年，英国的毒品贩子用鸦片敲开了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国门。 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清皇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出让国土，把从百姓手里搜刮的银子通过各种条约，赔偿给洋人。1895年，输掉了甲午中日之战，为20世纪的日本扩张和侵略埋下祸根。大清国给中国留下了崇洋媚外，奴颜媚骨的病根，至今，遗毒尚存。

满清始于女贞，1000年前女贞就开始了和中国的对抗，由于实力不够，和偏安的南宋南北对峙。至今，宋史里的金国仍然是强盗，是侵略者，岳飞、韩世忠是民族英雄。怎么到了清朝，调就变了。侵略者、奴役者成了皇阿玛，额娘，格格妹和贝勒爷。难道是因为他们征服了中国，难道是因为他们奴役了百姓。征服有功，奴役有恩，这是个深刻的民族教化问题。谁占领了他们的土地，谁就是天然的盟主。清朝已经灭亡100年了，汉文化居然能容忍接受这样卖国的宣传和恶作剧，中国的文化、道德、和民族骨气丢尽了。可以设想，如果不刹住大辫子戏的歪风，几十年后，就会有一批文人挺身而出，撰写出歌颂日本天皇和东亚共荣的历史大戏。

中宣部大刀阔斧地封杀了《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等一些列影视作品，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以封杀和防火著称的部门对这些歌颂满清的垃圾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当回事。大概是因为共产党是在清室灭亡10年后才成立的，不管说大清好还是坏，都和伟大的党沾不上边。至于那些揭露文革黑暗、贫穷落后和整人害人的作品则会给党抹黑，因此不计代价，一概扼杀。中宣部的取向和立场体现了执政党的自私保守和狭隘的胸怀。

从1644年清军进关，历史268年，自野蛮杀戮开始，以丧权辱国告终。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战斗口号言犹在耳，不想，这些无耻文人忘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反过来为满清涂脂抹粉，让国父孙先生在天之灵不得安息。一个《纪晓岚》竟然拍到第四部，一个《小燕子》竟然拍到第三部，还可能重拍。如今一个反映宫廷内斗的辫子戏红遍东洋日本，以及大洋彼岸的美国。由于严重的恐辫子症，见了大辫子就想吐，对《甄环传》我无法置评。不管怎样，大辫子戏越演越火，越编越多，无论如何，对传统的中华文化毕竟是个巨大的冲击。大辫子戏似乎在告诉下一代，中国人不在乎哪个民族甚至哪个国家来统治，有吃有喝有日子过就行。民族骨气毕竟当不了饭吃。

当然，客观地讲，清朝也还真有一、两个皇帝能励精图治，开拓疆域。但他们毕竟是外来的统治者，殖民者。在还原历史的时候，固然应当给这几个皇帝一个公允的评价，但不能美化和抹杀他们侵略和杀戮的罪行。设想如果当年日本全面占领中国，形成一个日朝，难道中国的文人就应该歌颂天皇裕仁？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多数在对外的政策中都主张妥协投降，对内则残酷镇压。中华文化史里，汉奸应占很大的篇幅。在日本时期，上百万的人参加了伪军，相当数量的官员进入日伪政府，中国的国奸产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民族精神本来不强的国家，大力推出汉奸戏，无异于在病人的身上再多打几针海洛因。

在我们批判大辫子戏的时候，也应当做一个民族反省。一个地大物博强盛一时的中国为什么多次遭遇外族或外国的侵略，皇帝逃跑、被俘，土地被占领，人民去做苦工，一熬就是几百年。一句话，汉人不争气，皇帝不以江山社稷为重，要么后宫干政，有么阉竖作乱，要么求仙学道，要么声色狗马。官员们只知道巧取豪夺，欺压百姓。最后成了外寇的俘虏，百姓则沦为奴隶。日本的广岛死了几万人，他们每年都要纪念，不忘国耻。南京死了几十万人，几十年来都没人提起，写书的竟是一位不惜殉难的美籍华人。说起来让中国本土的统治者和文人脸红。汉人的民族意识比起大和要差远了。难怪中华大地让蒙元、满清和日本人多次侵占。中华民族需要深刻的反思和反省。不要总是嗑着瓜子，喝着浓茶，不知疲倦地欣赏着皇阿玛的精彩表演。

但愿国家的权力部门出来干预，制止大辫子戏没完没了地泛滥。中华文化需要的是男儿当自强，丹心照汗青，抵制和对抗外族、外寇的统治。中华民族应当提倡民族气节，发扬民族精神，上上下下同仇敌忾，永远不让侵略者的铁蹄跨进国土一步。

下面是一美國民主黨作者(他是有名的肯尼迪家屬成員，官二代)在他的新書的前言裡的一段話：

I wrote this book to help Americans—and citizens across the globe—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bewildering cataclysm that began in 2020. In that single annus horribilis, liberal democracy effectively collapsed worldwide. The very governmental health regulators, social media eminences, and media companies that idealistic populations relied upon as champions of freedom, health, democracy, civil rights, and 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 seemed to collectively pivot in a lockstep assault against free speech and personal freedoms.

Suddenly, those trusted institutions seemed to be acting in concert to generate fear, promote obedience, discourage critical thinking, and herd seven billion people to march to a single tune, culminating in mass public health experiments with a novel, shoddily tested and improperly licensed technology so risky that manufacturers refused to produce it unless every government on Earth shielded them from liability.

Across Western nations, shell-shocked citizens experienced all the well-worn tactics of rising totalitarianism—mass 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the orchestrated promotion of terror, the manipulation of science, the suppression of debate, the vilification of dissent, and use of force to prevent protest.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who resisted these unwanted, experimental, zero-liability medical interventions faced orchestrated gaslighting, marginalization, and scapegoating.

American lives and livelihoods were shattered by a bewildering array of draconian diktats imposed without legislative approval or judicial review, risk assessment, or scientific citation. So-called Emergency Orders closed our businesses, schools and churches, made unprecedented intrusions into privacy, and disrupted our most treasured social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Citizens the world over were ordered to stay in their homes.

我用這段話，向大家介紹這本書。這本書還收集了許多值得注意的事實。雖然，我才開了個頭，就覺得一定要把這本書看完。

病毒蔓延，是災難，是緊急情況。但是以情況緊急往往只是為名，政府和權威人士的行為卻有其他目的。所以他們之所以會遭到一些人士的反對（其實，在美國總有不同的聲音，不稀奇），除了表面上的明顯的理由以外，還有桌子底下的，比較不能直接告訴大衆的理由，這在上面的一小段裡說得很明白。

緊急情況之緊急，該由誰來定義？總統和州長根據憲法有這個權力。但是，緊急狀態的宣布得是否合適，措施是否到位，應該由大多數人民來評說。

電視新聞裡看到美國以外的一些地方的三番五复地全員測試，人們的正常生活被打斷。是這樣做好？還是美國或歐洲的做法比較合適？用這四個字再合適不過了：見仁見智。

我以前說過生命和自由之間要有一個為大多數人同意的平衡點。在緊急情況下，這個平衡點的選擇尤其重要。一個地方的做法只要能受到當地多數人的真心擁護，那我看就是好的決定。但是，如果大多數人認為不值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無論如何，任意地定義和宣布緊急狀況，以假消息，被誇大的消息，讓大多數人民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卻是歷來統治者推行專制制度的震耳欲聾的開場鑼。

要記得這種歷史經驗。

人們熱愛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國家，無可非議。封城、強迫隔離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應該是萬不得已的臨時措施。但是，為了毫無科學意義的、有“形象”的所謂“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人們的正常生活打斷，最終是不會被人民歡迎的。

我看到，在1907瘟疫流行時的美國舊金山一位公共衛生官員的一小段講話：

“My friend, have you ever been in a quarantined city? Then you cannot realize what you are asking me to do. To place such a curse on San Francisco would be worse than a hundred fires and earthquakes and I love this city too well to do her such a frightful hurt.”

現在美國大多數人對封城，隔離的看法便是這樣的（即：比上百起大火和地震還要糟糕）。另一種極端，可以看看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做法，他們講究的是個人的自律，而盡量不限制社會層面的行動自由。

如今病毒蔓延已經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無比的災難。當今世界上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當然要用一切最科學的手段，徹底追查病毒的來源。

如果果真是絕少數人故意為之，甚至是無意為之，那是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情願事實不是如此，而只是自然界裡某種動物的高明的“過”。

人們只有知道了病毒的真實來源，才能更好地吸取經驗教訓。搞不懂的是，還有人在千方百計地阻礙人們追根究底的努力，這又是為了什麼呢？